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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城市环境中——在人类本身制造的世界中——人类初次实现了智力生活,并获得了那些区别于低等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因为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但如果城市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就是他今后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
因此,人类在间接地、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就已在构造世界的过程中重塑了自己。
虽然我们会相当渴望去干预这个“重塑我们自己”
的过程,并且甚至“清楚地了解我们工作性质的某些意义”
,但我们不可能跳出辩证法之外并设想逃避自己创造出来的制度世界和人造环境的包围和限制。
我们仍然不能逃避这种想象的问题,如马克思(Marx,1976,283-4)所评论的(在一个基本陈述中,对此我们将在后面更深入研究):把人类劳动和建筑师的最差作品与蜜蜂的最好作品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在于,建筑师在以物质形式实现作品时他就已经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结构。
因此,当我们思考城市未来时,必须与广泛的情感和象征意义作斗争,这两种意义都激活并弄乱了我们对“自己工作性质”
的理解。
因为我们共同制造了城市,所以我们也共同地制造了自己。
因此,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
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一些要想、要说和要做的事。
因此,个人和集体想象的方式对定义都市化的劳动就非常关键。
然而,为了担当起我们命运的有意识的建筑师而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制度和想象世界的“无助傀儡”
,对我们想象的批判性反思就既要面对又要复兴那种隐蔽的乌托邦理想。
正如昂格尔(Unger1978b,8)所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被制造和想象的”
,那同样也要相信它可以被“再塑造、再想象”
。
三、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理想
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
很明显,莫尔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当时英国的混乱状态相对照)。
为了这个目标,他排除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诸如货币、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剥削(工作日是6小时)、内部(并非外部)的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非集市场所)。
快乐完美的社会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
正如卢克曼和波特(LukermanandPorter,1976)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严密组织的空间形态加以保护。
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尽管在乌托邦想象中,它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
大概说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
并非全部的时间形式都被取消了。
“永恒回归”
的时间、周期性仪式的时间就被保存了。
如古尔德(Gould,1988)所评述,循环时间表达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一套原则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并记录了隐含在自然界丰富细节中的普遍特点和共同联系”
,在这种情形中,包括乌托邦的全部居民。
被压制的正是社会过程的辩证法。
为了使一个快乐的稳定状态永远存在,时间之箭,“伟大的历史原则”
,就被排斥了。
不需要去设想未来,因为预期状态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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