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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家“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34]。
现代国家的发展表明，国家不仅具有政治职能，而且具有管理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并且这种职能不断得以扩大和强化。
正是通过履行这种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统治阶级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35]。
这就是说，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
正因为如此，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性。
这种独立性表现为对经济运动的反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36]。
这种自主性表现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惜牺牲统治阶级内部的个体、集团甚至阶层的利益，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调整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惜牺牲统治阶级的局部利益，“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制度的限度内给予一定的保证”
[37]，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从历史上看，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化与社会的阶级分化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分工同时造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
“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38]。
可见，当国家成为管理社会生活的机构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成为阶级压迫的机器。
从现实看，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多元利益集团及其精英阶层，但这种多元利益集团及其精英阶层的存在，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存在并不矛盾，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分离的精英构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
[39]。
更重要的是，这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
拥有政治决策权或控制权。
这表明，国家本质上仍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40]。
同样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并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即政治的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即“观念的上层建筑”
。
“观念的上层建筑”
与“政治的上层建筑”
一起，构成了“整个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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