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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规律。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从后思索”
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的一般规律，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一般地说，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具体地说，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形成于特定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
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而独立自存或预成的历史规律只能是“神话”
，只能是黑格尔的“绝对计划”
。
历史规律或必然性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根本上说，历史规律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制约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概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
。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历史规律等同于经济必然性。
在整个历史中，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
历史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
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
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规律因此具有总体性，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同时，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
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历史规律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
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社会形态。
但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在表现形式上又不同于自然规律。
如前所述，从规律的表现形式看，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称赞比利时统计学家凯德勒运用统计平均数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他本人也运用统计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系列规律，并指出：“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6]。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平均数规律”
实际上就是统计学规律。
统计学规律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是一种必然性与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
在动力学规律作用下，偶然性可以忽略不计，但对统计学规律来说，偶然性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它正是通过对大量偶然性、随机现象的统计才发现其中的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仅承认经济必然性在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反作用下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
，而且认为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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