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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因此，“道德义愤”
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
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
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文关怀只是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
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价值，换言之，只要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能够容纳生产力继续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就能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无济于事。
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
所以，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
、“从历史观点来看”
东方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
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
但是，在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给东方社会“带来”
、“导入”
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工业文明的条件，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4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45]
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
，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
，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
，“维护道德原则”
，西方社会“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
，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结果，却是东方社会的“崩溃”
，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
这就是说，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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