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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高度重视语言问题，并在哲学史上实现了“语言学转向”
。
维特根斯坦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16]罗素指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17]从本质上看，“语言学转向”
所体现的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人与世界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对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
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世界在人的语言中变成人的世界，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我们只能谈论“我的世界”
。
分析哲学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出发去研究世界，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
但是，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最终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从根本上颠倒了实践与语言、意识与存在的关系。
马克思仿佛预见到这种“语言学转向”
，明确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
[18]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19]。
从根本上说，语言结构是实践结构在人脑中的内化与升华，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和“现实世界的语言”
。
语言不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根本联结点，实践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联结点；不是语言决定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语言。
只有从实践出发，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才能说明蕴涵在语言中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
从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看，语言影响思维方式，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然，语言不是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但语言的确影响思维方式。
词汇量的多少、语法的构造、句法的表示等等，都以不同方式影响并制约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中的概念、范畴和指称的运用就是区分、整合和概括经验的过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指称排序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人与世界关系理解的不同。
这种不同及其差异通过语言的频繁使用，又强化了意识结构的差异，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图式。
从语言与符号的关系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形式。
所谓符号，就是指表示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抽象标志或标记，是一种关于对象的人工指称物。
例如，史前原始部族的图腾标记，现代国家的国旗等等，属于象征符号；古代社会烽火台上的篝火，现代社会电台发射的电波等等，属于信号符号，等等。
语言是基本的符号形式，是其他各种类型符号形式的基础。
只有理解语言，我们才能理解其他各种类型的符号形式。
符号化的认识方式是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认识方式。
语言符号是一种意义符号，是各种抽象概念的物质载体，包括一系列的符号单元（符号元素），代表着客观事物的各种规定、各种关系。
运用语言符号可以把具有许多规定的客观事物在思维中分解开来，以编码的方式对这些代表一定信息内容的语言符号进行思维操作，进而通过对符号单元的组合来实现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
进一步说，人们根据符号的意义，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对符号单元进行组合和再组合，建立起一种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符号系统，从而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
由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各种概念、范畴是对事物共性的概括和抽象，它是人们进行逻辑思维的基本单元，就像人们运用数学上的科学符号抽象和推演出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一样，人们运用语言符号进行逻辑推演，就会使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从理论理性上升到实践理性，从而揭示出人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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