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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其一。
其二，农村公社构成了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
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农村公社打破了原有的血缘组织，人们因土地的共同占有、使用联合起来；同时，农村公社“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
，社会由此“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
。
在这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中产生了规模庞大的管理社会公共工程的需求，东方社会的国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
[39]而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分散性，使得公社成员思想保守、力量分散，从而使统治者无所顾忌地实行专制统治，“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上面”
。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40]
可以看出，东方专制制度的产生与私有制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既是东方社会的特征之一，又是国家起源的另一条途径。
在东方社会，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管理农村公社，组织农村公社从事跨村社的大规模的社会公共工程，国家的政治统治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这种政治统治只有执行了社会职能才能长久地保持下去。
所以，“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41]。
换言之，执行社会职能以维持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是东方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的停滞性”
这一命题，甚至认为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
，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
。
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
，主要是指东方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暂时舍弃了浮在经济结构表层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乃至生产力水平某种程度的提高。
换言之，马克思强调的是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导致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东方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即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42]
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肯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东方社会停滞的直接原因，而是在于东方社会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何以如此长期地存在下来。
本来，在所有的农业民族中，农业生产都要以手工业生产作为辅助性的行业，以满足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需求。
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自然经济的瓦解，取决于为交换目的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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