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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
的支配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
下，东方一些较落后国家能够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所以，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论，从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俄国和“现代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
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设想的。
因此，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设想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正确理解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当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来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时，体现的是历史尺度。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不再是空洞的抽象原则。
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休戚相关的观点，即“从历史观点来看”
和“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
。
这实际上就是历史观与价值观、历史尺度与伦理原则的统一。
从伦理原则，即“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
[58]。
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并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在“亚洲式的专制”
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更为可怕的“欧洲式的专制”
，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
，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
；这种灾难同东方社会过去的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
。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种“道德愤怒”
和伦理原则上。
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伦理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的人的自我实现的要求，而是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密切相关，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所以，在提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
的同时，马克思又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
东方社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入侵，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此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59]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东方社会无疑是落后而陈腐的制度，“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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