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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在脱离历史本体论、否定客观历史存在的基础上考察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的。
在探讨历史认识论时，批判的历史哲学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场“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
的错误。
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观点引人瞩目。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人们都是从当代出发，并依据当代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认识历史的。
“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
[24]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关系。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观点，都是对历史认识特殊性反思的产物。
如前所述，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
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认识历史活动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就是对这一特殊困难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的观念。
但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又有本质的区别。
这一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认为，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而是以萎缩、浓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后思索”
就是从现实社会中“透视”
以往的客观历史；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活着的人，而且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观历史”
。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器”
和“显示尺度”
，“从后思索”
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
以及由实践的“格”
升华的思维的“格”
；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
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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