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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
[13]这里，人口、民族、国家就是感性具体，分工、货币、价值就是抽象规定。
这是认识社会的第一条道路，即从社会现象抽象出社会的“一般的关系”
形成“抽象的规定”
。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建构社会理论体系，再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的前提。
只有从抽象规定再上升到理性具体的时候，社会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形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14]；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
[15]。
这个“综合的过程”
就是概念、判断、推理的展开过程，是概念运动的过程，是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从而也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
的过程。
例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16]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17]。
因此，科学抽象法又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以“抽象的规定”
为出发点，通过综合、概括的方法，把反映事物各方面本质的抽象规定联系起来，形成关于事物统一体的认识。
此时，再现出来的具体就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想总体”
、“思想具体”
、“理性具体”
，即思维中的具体了。
尽管是思维中的具体，但它只要是科学的，那么，它就会使“材料的生命”
“观念地反映出来”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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