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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体系也不是各种形式要素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而是以提出一批主要要素并使另外的要素变形为前提的，作品就靠这种主要要素进入文学并取得文学功能，因此这种主要要素就成为研究文学体系的重要依据。
也就是说，文学演化可以看成是对前一阶段所有形式要素的重组，某个要素在某个情形之下上升为“主导因素”
，其他要素则相对地被下降为次要的因素。
正如特尼亚诺夫所说，文学演化是“功能”
与“形式”
因素的转移，也是一种体系的嬗变。
这样，特尼亚诺夫就从功能与形式要素的变化这一角度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演变观，试图从文学内在属性的变化来解释文学的历时性变迁。
在整个文学演变过程中，功能与形式要素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文学演变的考察就需要具体研究某种形式要素的功能的可变性，某种功能在形式要素中的出现，形式要素与功能的结合等问题，由此寻找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
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时代作品的体裁、风格和习俗的使用作详细分析，并比较考察其转化关系，从而勾勒出作品内在因素演化的脉络。
总之，在特尼亚诺夫看来，研究文学的演变，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和其他系列或体系进行类比并受其制约。
同时，要具体澄清功能和形式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文学演变就呈现为一个体系中各种词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它不是要更新或突然全面代替形式要素，而是要创造出这些形式要素的新的功能。
形式主义者初期强调文学体系内在的关系，但是在建立“体系”
观念之后，观点有所变化，他们把文学体系之外的其他文化层面，如经济、政治等也看成是各个不同的体系，这样，整个文化现象其实就是由文学、经济、政治、宗教等不同体系构成的，而文学体系仅是其中一种因素，它又与其他体系因素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文学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体系”
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特尼亚诺夫思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演变的作用，但他强调必须将这一作用纳入形式要素与功能演变的框架之中进行思考。
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体系通过言语和文学体系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对二者关系的考察上，就必须以言语功能为中介。
具体来说，比如，我们不能直接借助作者的生平经历，在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生活、社会阶级和他的作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应注意文学体系在与这些社会体系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的变化，即社会体系如何影响到文学体系中各种词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如何突出了某些形式要素，或者如何创造出某些形式要素的新的功能等。
1928年，特尼亚诺夫访问布拉格，他与雅各布森合作完成了《语言和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这一文献被后人称为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宣言”
。
文中总结了形式主义的理论立场，认为文学与语言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是可以相通的，其中特别强调“理论”
必须以“历史”
为依托，语言的研究与理论的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充分显示了特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历时性”
的高度重视。
对俄国形式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1]特尼亚诺夫：《诗歌中词的意义》，见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41页。
[2]同上文，见同上书，第50页。
[3]同上文，见同上书，第41页。
[4]同上文，见同上书，第50页。
[5]参见《形式主义理论》，30页，牛津，霍顿书屋，1977。
[6]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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