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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如以人工“煮熟”
，则成为有用的食物。
也就是说，火的使用是文明的标志。
再以亲属关系为例，亲属关系中的名称也如同“音位”
，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是“亲属”
系统中的分辨因素，“亲属”
正以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同定义，同时它们也是一个民族对其所生存的人文环境与这种环境中主客关系的认识的潜意识表现。
例如“舅父”
和“外甥”
在不同的民族可能代表两种不同的关系：在某个民族，“舅父”
可能代表“权威”
和“严峻”
的观念，但在另一民族则代表“可亲”
的观念；相对的“外甥”
在前一种情况代表“敬畏”
，在另一民族则意味着“亲昵”
的态度。
同时如果甥舅关系是“敬畏”
型，则同民族的父子关系必定是“亲昵”
型，反之亦然。
这种现象其实是整体中的片面关系。
从整体上看，这里讨论的亲属关系共有四种组合：兄弟与姐妹、夫与妻（这两种以性别划分）、父与子、甥与舅（这两种以辈分划分）。
前两项与后两项各成一组，每组中两项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从某一项关系可以推知另一项关系，四项之间由两组相应的对立关系相互定义。
另外亲属关系还涉及复杂的文化行为，如“交换”
、“通婚”
、“**禁忌”
等。
据此，列维-斯特劳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亲属关系是一个秩序的整体，这个整体与其各部分的特点恰好像音位学中音素与音素系统的关系一样。
他还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指出亲属关系只是表层结构，在其内部还有深层结构——亲属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由人类心灵产生和决定的。
在《悲伤的热带》一书中，他以当年亚马孙丛林的考察作为材料，分析原始文化仪式的心理机制。
其中有一个叫卡杜浮的印第安部落，他们有一怪异的节日，在此时妇女们从家务中脱身出来聚在一起，在脸部作一种线条复杂、图案对称的面饰图绘。
该仪式显得怪诞，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符咒：社会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亦即社会关系的不对称性），可以通过这些对称（亦即平等）的面饰图案加以象征性地克服。
他指出：“所以我们必须对卡杜浮妇女的图形艺术进行释义，将其神秘的符咒和明显无理的复杂性，解释为一个热切寻求象征式地表现种种弥补性制度的社会幻想，要不是利益和迷信阻碍了人们的话，这些制度本来是可以在现实中确立起来的。”
[9]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是在此剖析了仪式文化与其社会等级制度间的结构关系。
他进而指出不同的文化现象之间都有本质上类似的关系，并根据这一点暗示了社会文化现象中的秩序性是人心的产物，人心这种赋予外界事物规则性的能力就是文化创造的本质。
他研究土著人生活的目的是出于对人类的“文化层次”
和“自然层次”
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他试图从土著部落的生活中寻索“人类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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