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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于传统语言观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
即语词中心主义，认为语言的权力源于语言同它的指称或意义的符合一致，因而语言服从于思想或意义的表达，语言可与认识和纯粹直接的意识经验相一致，由此可直接推导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种种形而上学观念。
而现在德·曼不仅否认语言与其指称或意义相一致的“神话”
，而且把修辞性（从而为不确定性、虚假性、欺骗性等）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在其本身范围内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德·曼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理论。
为了论证这一点，德·曼举了一个著名的反诘例子：当阿尔奇·邦克的夫人问他要从鞋孔上系他的保龄鞋，抑或从鞋孔下系鞋时，邦克反问：“有什么区别？”
其妻天真、耐心地解释了两者的区别，却惹怒了邦克，因为他的反问并不真要询问区别，而是表达“我根本对区别无所谓”
之意。
德·曼把此例所显示的语言与意义间的双重（字面和比喻）关系称为“修辞学的谜”
，指出：“并非在我们一方面懂得了字面意义，另一方面懂得了比喻意义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无法依据语法手段或其他语言学手段来确定可能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意义究竟哪一个占有优势时，疑问句的语法模式才变成修辞模式。”
[113]其意是，语言的修辞性根本将逻辑悬置起来，因而语言的指称或意义变得变化莫测，难以确定。
德·曼由此推及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认为其修辞性更为突出，其意义更难确切地把握，因此文学阅读中完全可能存在着两种无法调和，甚至相互消解的阅读。
他以叶芝的名诗《在小学生们中间》为例：
栗树啊，根系粗壮、花朵盛开，
你是树叶、花朵，抑或树身？
啊，伴随乐曲晃动的躯体，啊，明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分辨舞蹈和舞蹈着的人？
他抓住最后这一句诗进行读解，一方面认为传统的从修辞（比喻义）角度的读解是可行的，假设“最后一行诗应读作反诘，诗的主题的、修辞的语法产生一种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的连贯阅读”
，“这种连贯性使提喻变成最有**力的隐喻：以类似反问的平行句法来描述树的有机美，或以舞蹈来描绘性欲与音乐形式的交融”
；另一方面又认为仅从字面义上读解末行诗也可成立，“由于符号和意义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成分非常错综复杂地缠绕在诗人所描写的形象化‘存在’中，因此，我们怎么可能作出区分，从而避免犯分辨根本无法分辨之事的错误呢？……字面义的读解则导致主题和陈述更加复杂化”
，其结果是，“比喻义读解所建立的整个结构可能被按字面义的读解暗中破坏或解构”
。
德·曼由此认为，“两个完全一致但又完全对立的读解可能被绞合在一行诗中，这行诗的语法结构清晰，但它的修辞方式却颠倒了整首诗的语气和模式”
，“两种意义不得不互相直接对抗，因为一种读解恰恰是被另一种读解所斥责的罪过，并且不得不被它所消解。
我们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就两种读解的优劣问题作出正确的裁决；没有一种读解能够缺少另一种读解而存在。
没有舞蹈者就不可能有舞蹈，没有指称就不可能有符号”
。
[114]德·曼由此认为阅读面临的总是这种意义悬置不定的困境。
德·曼对文学文本解构的另一范例是对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斯万家这边》中一段有关阅读行为的描写的读解。
这段文字是：
我手里拿着本书，在**伸了个懒腰，一丝透明的但微弱的凉意在下午的烈日下还是颤颤地遮隐在我的房间里，在几乎关着的百叶窗后面，一线阳光还是设法射了进来，落在一个角落的窗框子与玻璃之间，像一只静止的蝴蝶。
光线暗得几乎不能看书，我对光线的感觉仅仅是靠凯默顿敲打满是灰尘的板条箱，在炎热天气特有的耀眼的大气层中引起回声来判断的。
他们似乎放出了耀眼的火花，同时苍蝇也在演奏着小小音乐会，夏季室内乐。
这在夏季偶尔能听到。
但不是以人类声音唤醒人们，以后又使你回想起它，但它以一种更必要的环节与夏季连接起来，它们在舒适优美的季节诞生，只有回归时才重新出现，包含着它们的本质，这不仅唤醒了我们对夏季形状的回忆，并且证实了夏季的回归，夏季实在的、持久的、直接的存在。
德·曼认为，这段叙述利用了室内乐、蝴蝶、火花、书等不可否认的客体的隐喻（修辞方式），同时又规范地评论了获取这种比喻效果的最佳方式（这是超修辞的），因此，显示了“修辞语言和超修辞语言的并用”
；这段叙述还表达了在审美上“隐喻优于换喻”
的意向，但这种肯定隐喻的意向恰恰是靠着“换喻结构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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