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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重写的一面，即创造、更新的一面，而打破了“影响即模仿、继承、接受、吸收”
的传统理论格局。
从辩证法观点来看，发展总是新陈代谢，只有继承而无创造、更新，就只能原地踏步而没有发展。
在继承和创新这一对矛盾中，后者是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因。
这一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无疑会形成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野，从而带来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当然，全面地看，布鲁姆的理论也有片面性，一是忽视了影响关系的另一方面——继承；二是把“误读”
绝对化反而导致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取消了影响关系中的客观标准和价值尺度。
这也正是解构主义的局限所在。
三米勒：从现象学的意识批评到解构批评
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是耶鲁批评派的另一员主将。
米勒的文学理论生涯始于1954年，当时他在欧柏林学院就读，刚由物理学专业转到英美文学专业，开始接触新批评。
后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布希（DouglasBush），1952年以博士论文《狄更斯的象征意象》获博士学位。
先后在威廉姆斯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等校任教。
1959年被评为副教授，1963年升为教授。
1972年至耶鲁大学，同德·曼、布鲁姆、哈特曼等一起组成“耶鲁学派”
。
1976—1979年任该校英文系主任。
1986年起，他转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任教直至2004年退休。
1986年当选为全英语文学会主席。
他著述勤奋，主要著作有：《狄更斯的小说世界》（1958年）、《神的隐没：五位十九世纪作家》（1963年）、《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1965年）、《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年）、《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年）、《小说和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年）、《语言的时刻：从华兹华斯到史蒂文斯》（1985年）、《阅读伦理学》（1987年）、《毕美莱恩诸貌》（1990年）、《霍桑和历史》（Hawthorory，1991年）、《维多利亚时期的诸主体》（ViSubjects，1991年）等。
米勒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年以前“新批评”
时期；第二阶段是1952—1968年现象学或意识批评时期；第三阶段从1968年起转为解构主义批评。
40至50年代，新批评在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是占优势的主流派。
米勒在求学于欧柏林学院和哈佛大学时，接触到“新批评”
，开始了最初的“阅读”
训练。
米勒说他在哈佛期间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柏克（KehBurke）、燕卜荪（son）、瑞恰兹（I.A.Richards），并且他最赞赏的并不仅仅是他们极富创见的理论，更是他们作为读者，对文本敏锐的洞察和精细读解的天赋。
米勒认为柏克和燕卜荪对他个人的学术发展起到真正的重要影响，而这影响甚至比当时身为新批评理论主流的理论家如兰色姆（John）、退特（AllenTate）的影响还要大得多。
米勒由此对新批评给予高度评价：“把注意力放在意义如何由语言产生之上，比起单纯地讨论主题意义的提取，已远非一般的理论进步，它具有深远的意义。”
[135]新批评所提倡的文本“细读”
对米勒影响极大，可以说，从语言学角度对文本进行“细读”
和分析的训练，使他一生受益匪浅。
他后来虽然在美学和批评理论方面经历过两次大的转折，但善于对文学作品文本细读深解的习惯和本领却始终未变。
即使在解构主义时期，这一初衷仍未改变。
他在80年代曾说，自己研究文学、读解文本语言文字的“主要动机在我刚开始研究文学时就已成形：设计一个方式，有效地察觉文学语言的奇异之处，并试图加以阐释说明”
。
[136]不过，即使在这一阶段，米勒对新批评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已有所不满，酝酿着某种突破。
1953年米勒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结识了当时法国的著名现象学批评家、日内瓦学派主要代表、以倡导“意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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