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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家》一文中对“主人”
和“食客”
二词的解析是另一适例。
他通过二词孪生的语源分析，一步步揭示二词意义的分化、隐喻、直至对立的过程，指出，一方面，“主人”
（文本）起码像“食客”
（批评家）一样，另一方面，批评家并不比其所解释的本文更像“食客”
，因为文本本身就像食客一样要依靠其主人的愿望那样去接受它。
这里，他玩弄的是“比喻的游戏”
。
米勒在修辞性的阅读、批评实践中，总结了许多解构的方法，如骤变句法、偏斜修辞法、既显又隐、异貌同质、僵局、挪移对比法、旁述、拟人法等。
解构的修辞学批评，使本文语言呈现的世界变得捉摸不定乃至不真实。
任何模仿论批评的根据也就丧失殆尽，于是，语言反倒成了真正的现实。
与德·曼一样，米勒把语言的比喻（修辞）性看成语言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批评只能是解构，“解构主义与其所属之长久传统的主要预设，可以说与比喻语言一脉相承，这不是在易分析的语法上添加的”
，而是“一切语言都是比喻的，这是基本的、不可改变的”
，因此“一切好的阅读都是要解读比喻，同时也要分析句法和语法形态”
。
[148]
米勒还在《作为“寄主”
的批评家》一文中提出了“寄生”
与“寄主”
的概念，并以此来说明文本的历史的链条。
他认为，每一部作品都是“邪恶的”
寄生物，寄生于以前的文本，对此前的作品既有摹仿、修正和升华，也有否定、误读和歪曲，作品里充满了“先前文本的模仿、借喻、来客、幽灵”
。
新的作品“既需要那些老的文本，又必须消灭它们。
它既寄生于它们，又贪婪地吞食他们的躯体……这条连锁中的每一个先前的环节本身对于其先行者来说，也都曾扮演过寄主兼寄生物的相同角色。”
[149]“寄生”
和“寄主”
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贯穿着整个文学过程，并且不断重复、延续，以至形成一个无穷的历史的链条。
而这也正是米勒所看重的文学的特征和它的奇妙之处，它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有机统一体，对某一个文本意义的解读和开敞必然要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来进行；相应地，其他文本又与另外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同样也给解读提供了背景和张力。
米勒把解构批评看成为将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就好像一小孩将其父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
这是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或其他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其根据是文学或其他文本的“言辞（逻各斯）中心主义”
基础已不复存在，虽然种种“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
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能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比喻游戏暗示我们必须停止为内心的疑惑或畏惧而去寻找某个完全合理的意义，因为这种疑惧导致意义的摇摆不定。
辩证的两极虽能综合，但也可能由同中之异瓦解为互相冲突的成分”
。
[150]显然，这种解构主义思想蕴含着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巨大破坏力量。
米勒在解构主义阶段的代表作是《小说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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