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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学，应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应对文学本文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连同其形式和内容以及上层建筑同基础结构之间关系的特殊问题”
[179]，作出深刻的分析。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解释”
应“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
。
[180]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把“文学或文化现象［终极解释］代码”
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学‘转换’”
。
[181]在谈及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时，他指出，该书在解释“如何从心理层面过渡到社会层面？以及的确还有如何从社会层面过渡到经济层面？意识形态……与冲突着的群体之更基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怎样”
等问题方面，“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提供了技巧”
。
[182]这里重点不在赞扬萨特，而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
这些充分说明，詹姆逊再建构其文化解释学时，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这即使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詹姆逊建构文学解释学的努力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需要。
首先，他认为解释产生于对解释的客观需要，没有这种需要，解释就不会产生。
他说：
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
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
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的评论。
[183]
同时，他从文化发展角度论述了对解释的客观需要。
他指出，一般说来，解释“产生于文化的需要，产生于该社会为要吸收其他时期和地区的伟大遗产的极端努力。
这些遗产的原始动机对他们毫不相关，因而需要一种重写活动——通过详细评论和人物分析方式——以便在新的事物组合中处于适当的位置”
。
[184]这是就解释的一般文化需要而言的，主要是为吸收历史上和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而需要解释即“重写”
。
其次，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他认为尤其需要解释，而且需要不同类型的解释。
他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会提出不同的需要解释和回答的问题，也就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
他说：“在今天的世界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所在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
。
他列举了适合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工业国家，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三种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类型。
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应结合其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他并指出，这种按不同需要来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立场“同思想反映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
。
应当说，詹姆逊在此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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