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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有其合理性。
而且，他还着重揭示了“内容的逻辑归根结底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和历史的”
，并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新批评”
派把某些艺术形式“永恒化”
，“通过将语言拜物教化并使它成为一种与历史无关的丰富性的源泉”
这样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正是由于“没有对形式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向于凝固”
。
[201]
然而，詹姆逊辩证批评在这一问题上的创新，更主要表现在把“内容形式”
范畴纳入其辩证批评的框架，并展开有力的论证。
他不像黑格尔那样把作品形式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形式更直接表达内容，而是把“内部形式”
主要看成一种“解释学概念”
，一种用辩证批评方式解释文学作品时，由作品的外部语言结构深入到其与内容直接交融的内部层面的运动过程，“当它（指辩证批评的过程——引者）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时，它所强调的是解释运动本身”
。
这样，“内部形式”
就不仅是作品（客体）的结构成分，而且同时也体现了批评家对作品由外向内的推进，“批评家就被放回到自己的过程中来，像在时间中展开的一种形式，也反映自己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境况”
。
[202]显然，这里的“内部形式”
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既是作品历史内容的直接显示，又体现出批评家特定的社会历史境况，因此它是可以随解释、批评而变化的。
根据这样的理解，詹姆逊认为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创作并非赋予素材内容于形式，“因为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的本质特征恰在于此，它从来不真正的在原初是无形式的，从来（不像其他艺术那些未经加工的实体材料那样）不是在原初就是偶然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意义”
，就是说，文学素材从一开始就有内容意义，也随之具有了一定形式（而非无形式的），无须作者从外面赋予其形式，所以，“艺术作品并不赋予这些成分以意义，而是把它们的原初意义转变成某种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
，这种“建构”
只是将其原初意义与形式的统一体加以转化和提高，文学的创作和批评（解释）所作的“任何对其形式的文体化或抽象化，最终必然表达出其内容的某种深刻的内在逻辑”
。
由此，詹姆逊推断，内容与形式交融为一体，既可以说内容就是形式，“每一层内容都证明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形式”
，也可以说，形式就是内容，“形式当真就是内容及内容内部逻辑的投射”
，这时“艺术实体”
可以交互的被看作全然的内容或全然的形式。
[203]这就是詹姆逊对文学作品“内在形式”
的理解。
由于内在形式既是作品存在方式，又是辩证批评的运作方式，因而对作品的批评用“解释”
来概括就不恰当了，因为“作品内在形式”
本身从本质上说就是直接具备意义而无须解释，“批评过程与其说是对内容的解释，不如说是对它的揭示，是对隐匿在曾经作用于它的种种稽查的歪曲之下的原初信息、原初经验的一种暴露，一种恢复”
。
[204]这种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批评对“内在形式”
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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