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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条件下，城市已演变成政治传奇中扮演支配主题的物质存在，但无论如何，城市已不再是一片经过程序化、规则化的天地。
在将城市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背后是身份不明的诡计和权利的组合。
这些诡计和策略没有可供把握的实体，也无法由支配话语进行协调和管理。
在德索托看来，城市实践者的故事始于地面，始于芸芸众生的脚步。
这些脚步将散碎的街道联结在一起，它们是赋予城市以意义上的真正力量。
行走、徘徊、浏览橱窗以及匆匆穿行而过等操作行为为城市的地图画下了重要的一笔。
正如说话行为是对语言的某种创造性发挥，行走行为也是对作为整体的城市体系的一种潜在越轨。
从这一比较角度着眼，行走又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空间的“发音”
。
如果行人的脚步可以与具体说话行为相提并论，那么，行走本身也应具有修辞性。
行走的“修辞学”
时常操纵空间组织，催生影子和模糊性。
尽管它有时并不直接挑战规则和体系，但却常常拒绝采取遵奉合作的态度。
德索托进一步认为，叙述结构实际上也具有空间句法的特征。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旅行故事，一次空间实践。
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并不是一个概念。
地点是相对静止的一种秩序，由适当性法则所统治；地点内部的各种因素一个接一个地被放置在适合于它们的位置上，暗含着稳定性。
与地点相对，空间则具有动感性，与方向、速率、变动的时间等相联系。
空间是由一系列互相交错的移动因素所组成的。
如果地点可以被看成是一些未经使用的字眼，那么空间就是被说出来或被使用的字词：“简而言之，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地点。
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脚步下）转化为空间。
同样，阅读行为也是经由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实践所生成的空间：一部被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地点。”
[24]尽管关于“公众”
（public）的描述时常具有闪烁其词的一面，它在勾画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与“阅读者”
的关系时则显露无遗。
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阅读逻辑强调“生产者”
通过文化产品向公众“传授”
（inform）意义，亦即赋予社会实践以形式。
精英主义者和传统媒体学者往往对新闻或电视的“低水准”
忧心忡忡，并断定公众会被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产品所塑造。
这一观点的自然结果是夸大作者、教育者、革命家等“生产者”
的作用和地位，同时漠视消费者、阅读者或空间实践者的创造潜力。
阅读就像行走者用自己的脚步将街道转化成空间一样，也时刻不断地在徘徊流连中修改客体。
同样，一如城市行走者用自己的实践将散碎的街道连成有意义的地图，阅读者也是将支离的文本组合起来，并在允许的空间内创造出崭新意义上的主体。
在他或她的阅读实践中，没有活力的文本获得了新的生命，并生发出多样化的无限意义。
阅读者实际上是旅行家；阅读是旅行到另一个世界，一个他或她可以任意前往、任意离开的神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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