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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愿受“一致”
驾驭的利益集团则容易被同化或放逐。
中心话语或定义其为“越轨”
、“偏离”
，或将其边缘化、非主流化，最终不是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就是彻底销声匿迹。
如此一来，问题的关键不再是符合不符合“常识”
以及是否取得了“一致”
，而是谁掌握了话语的权力，谁在制定游戏的规则，谁有权力定义世间万物，定义者与非定义者之间究竟以哪一方的利益为归依，在“常识”
与“一致”
中，又是哪一种社会秩序被肯定下来等。
这一连串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问题，给所谓“意识形态终结”
论彻底打上了问号。
将以上观点应用于传媒研究，伯明翰的文化批评家们发现，资本主义媒体实际上是一种帮助制造“常识”
、“一致”
的文化机构。
在生产“常识”
和“一致”
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媒体往往有意无意地遮掩为该利益集团说话的本质，转而以传递“普遍利益”
的面目出现。
在《制码解码》一文中，霍尔认为，任何可识别的话语都存在着人为制码的过程。
但是，由于我们一出生就耳濡目染在特定的话语和文化之中，某些代码已隐去了其符号的特征，变成了“自然化”
的实物。
比如“牛”
这个词，人们对这一符号的解码，往往因为自然化、常识化忘记了它仅是一个指代的符号，并认定它就是存在于具体空间、时间中的真正动物。
语言代码的武断性比较易于识别，只要比较不同语种对牛的不同称呼，就可以发现符号与实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旦语言代码转换成视觉代码，抽象的文字转换成具象的画面后，人为制码的痕迹愈发变得无影无踪。
中国俗语说，“眼见为实”
、“百闻不如一见”
。
声、像结合的代码更易于被解读成自然的实物，因为它不仅远比语言代码传播广泛（文盲、半文盲也可以接受），而且比语言代码更少武断性。
语言代码的“牛”
没有任何实物牛的特征，而视觉符号的“牛”
却似乎具有某些实物的成分。
但是，霍尔指出，正如任何符号、话语体系一样，视觉符号亦逃脱不了人为制码的过程，电视媒体始终是在一条“制码解码”
链的支配下进行运作。
一定的知识构架凭借着技术的援助进行制码，产生意义结构一；它在电视媒体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形成有意义的话语，而观众则在特定知识结构的影响下，对节目进行“解码”
，产生相同、类似或不同于意义结构一的话语，形成意义结构二。
从这条“制码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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