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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网络和光盘技术发展出现的所谓“超文本”
（hypertext）不仅呼应后现代条件下的“超现实”
（hyperreality）和“超空间”
（hyperspace），而且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念具有惊人的吻合之处。
美国布朗大学英语和艺术史教授乔治·兰道（GeeP.Landow）于90年代初出版的《超文本：当代批评理论和技术的汇合》正是试图在电子技术和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比较考察中找寻两者的契合点。
根据他的研究，如果说大多数文化批判学者，包括罗兰·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是在尚未充分意识到电子新媒体巨大潜力的情形下构筑其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新媒体不仅能够帮助理解当代批判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念，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文化批判理论，使其更加周密和成熟。
兰道认为，“超文本”
一词出自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西尔多·尼尔森（TheodorH.Nelson）的笔下，其中心含义是指一种电子文本的形式，同时亦是一种新的信息技术、新的印刷方式。
尼尔森在8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机器》中定义“超文本”
为“非连贯的写作”
，“一种具有分支并赋予读者以选择性的文本；它的最佳阅读必须发生在互动的荧幕上”
[42]。
简而言之，超文本是由块状组成的文本，并以电子技术将其互联，而所谓的“超媒体”
（hypermedia）则包含文字文本之外的其他成分，如视觉信息、声音、地图、图表以及动感画面等。
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罗兰·巴特、尼尔森等关于文学、文化研究范型转换的论述均强调我们必须摈弃建立在中心、等级、线性发展等观念上的思维模式，转而以多元性、联结、网络、互动等观念取代之。
罗兰·巴特在《SZ》中提到的“理想文本”
，与后来所称的电脑超文本有惊人的相似性。
根据他的构想，理想文本之中存在着许多平行的互动因素，而各因素之间并没有谁超越谁的关系。
这一文本由“能指的群星”
构成，它没有线性发展所需要的开端与结尾，可以从多重角度切入，并且具有回返性和开放性。
像巴特一样，福柯对文本的描述也强调其网络和联结的特征。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书籍的界限从来就不是清晰明了的，因为它存在于与其他文本和语句相互参照的体系之中，是某一互涉网络中的一节。
兰道认为，阅读超文本的经验类似于通常阅读学术文章时所遇到的注解。
比如说，我们在读一篇关于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的论文时，首先是看它的主要论点。
如果遇到一个符号注明某处有一脚注或尾注，细心的读者会暂时跳过正文，浏览注解的内容，而该内容又可能会把读者导向从另一文本引用的段落之中，或是另一篇或多篇关于乔伊斯小说的文章。
这样，该注解实际上起到的是电子超文本中的联结功能，将读者部分或全部地从正文引开，展示另一崭新的文本空间。
尽管阅读传统文本注解时的游离仅具有暂时性，但它却构成了基本的超文本经验，是超文本创制过程的起点。
电子超文本实际上是对一般文本的注解功能的放大。
它不仅使参照资料更加易于搜寻，而且突显出整个互联领域的重要意义。
超文本的阅读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寻找不同的参照材料，并以每次都不同的切入角度进入某一特定的电子超文本。
在包含超文本的电子信息体系中，关于某一主题的参照材料的相对完整性或许比论述该主题的单独文件更显重要。
在兰道看来，电子超文本和建立在传统印刷术之上的普通文本之间的区别恰似巴特所称的“可书写文本”
（writelytexts）与“供阅读文本”
（readerlytexts）之间的差异。
巴特在《SZ》中论及理想文本时指出，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改变读者作为被动“消费者”
的地位，将他们变成文本的积极生产者。
传统文学机制的特征之一乃是维持并强化文本生产者与文本使用者，亦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固有距离，将读者限制在静止和严肃的阅读状态中，不仅不能进入能指的迷宫内享受文本的愉悦，而且除了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能性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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