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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认为，非中心化在当代知识转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比如，人类文化学的诞生只有在欧洲文化及其形而上传统“错位”
之后才有可能。
尽管他并不认为知识和意识形态中心的存在必然带有正面性，但中心对他来说不是既成现实，而是一种功能。
也就是说，中心应该被看成是某种正在生成的过程，其中各种话语之间纷争不断，从而导致中心的延滞和虚无。
在文本的网络和互联体系中漫游的读者会注意到，对超文本的研探似乎总能发现它的中心永远处于变化状态。
换句话说，超文本提供的是一种无限的可不断中心化的体系，它的暂时焦点实际上掌握在阅读者手上。
更进一步，超文本很可能可以用“无中心”
来形容，因为浏览者完全能够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对超文本的组织原则进行个人化，从而确定自己的进入角度和中心。
由于超文本既可以被不断非中心化，又可以被持续再中心化，阅读者不再是被捆缚在任何特别的组织和等级原则中的被动对象，而成为具有主动性的文本中心和切入途径的创制者。
概而言之，以电子科技发展为依托诞生的超文本，不仅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作者、读者概念，而且是对叙述本身的重新定义。
如果说以古腾堡圣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印刷科技是对以手稿和抄写本为主的信息传播的革命，那么，电子媒体和文本的诞生则是对印刷科技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现代学术、文学、批评、出版等所仰赖的乃是能够对某一文本进行大量复制的印刷科技。
无论是巴特的“可书写文本”
还是巴赫金的“多嗓音”
文本，其基本特征仍是可触摸的、对千百读者来说面目相同的装订书册。
与此相对照，在新一轮媒体革命中出现的超文本实际上并不生产类似印刷书籍那样的可触摸的实物。
电脑、电子科技与人文学科结合所产生的是“虚拟文本”
、“虚拟作者”
、“虚拟时空”
以及“虚拟读者”
。
传统印刷术所生产的文本在传播方面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局限。
一是信息获取的难度。
对那些急于获得某方面的信息而书籍藏有量又有限的人来说，一个收藏量丰富、在家庭或工作场所之外的图书馆是唯一的选择。
二是根据线性发展和等级规则安排的文本或许并不能满足信息搜寻者的特殊需求。
以代码置入网络或光碟的超文本，不仅具有便于随时进入、随时索取的功能，而且能够根据信息需求者的不同要求迅速显示所索取的资料。
信息科技的数码化带来的是灵活性和易得性。
电子超文本存在于电脑记忆、数码光盘和下载取得的碟片之中。
在读者眼前出现的某一虚拟文本，因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体的不同，既不可能以相同的面貌显示出来，又不带有传统书籍的可触摸性。
根据兰道的看法，电子超文本带来的最重要变革乃是信息的“民主化”
，包括开放性、共享性以及文本中等级制度（如主要内容与注解的区别等）的削弱乃至消失等。
兰道对电子超文本和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显然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化持乐观态度。
在他看来，那种认为超文本的诞生会威胁到知识传授以及文本权威的人实际上重复了历史的错误。
当印刷书籍初次在欧洲出现时，很多大学教授们担忧知识的大量生产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地位，而且会造就一批不受学院控制的异端分子。
晚至18世纪，欧洲大学中的本科学生仍然被限制每周只有几个小时的图书馆时间。
同样，超文本的出现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范围，极大地改变了阅读与写作、教师与学生、此地与彼地、权利与个体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和反抗霸权力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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