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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后现代语境中的美学和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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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
或“后现代主义”
一词首次出现于什么年代？这是一个看法不一的问题，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家查普曼（JohnWatkins）就曾使用过“后现代主义”
，在1917年帕维茨（RudolfPannwitz）也曾使用过它。
有些研究者还倾向于将“后印象派”
（19世纪80年代）和“后工业”
（1914—1922年）的提法，看成是“后现代”
的开端。
有些研究者则倾向于将“后现代”
与发端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美国、1958年之后的法国的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60年代是“后现代”
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并认为后现代主义强化、再现或再生产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至于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意义的界定，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后现代是一个松散的甚至歧义丛生的思潮，因此任何界定工作都难免有简单化之嫌。
如果撇开“后现代”
概念的定义及其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后现代的思想价值是在质疑现代性方案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后现代理论与其思想对立面为什么总是抓住启蒙理性问题不放，从知识谱系来看，后现代与其批判者都不得不从康德思考过的问题开始他们的思想之旅。
1784年11月的德国《柏林月刊》上发表了康德对“什么是启蒙”
这一问题的回答，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一个特定的时刻，即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时刻。
因此启蒙是一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事件，而批判则是这个历史过程必须具备的因素，因为批判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条件，其目的是决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期望的。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顺着康德的思路展开论述，具体表述了他对于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的看法，福柯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后现代思潮的精神宣言。
福柯认为对启蒙的坚持，就意味着必须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关于我们是什么的批判，同时是对我们背负的限度的历史分析，并伴随着超越它们的可能性的实验。
福柯在剖析康德对理性的论述时指出，康德实际上区别了理性的私人的和公共的运用。
所谓理性的私人运用，是指理性并不能指导我们从现实关系中获得自由，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此时理性必须臣属于可见的特殊目的，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运用。
理性只是我们在内心深处获得自由的方式，是为理性的理性。
按照福柯的解读，康德正是通过这种妥协的表述，将理性与启蒙联结起来，康德认为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刻，启蒙就存在了。
显然，主体在理性的运用中处于一个双重的位置。
应该说，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被历史性决定的，存在着理性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降格为它的历史。
对于什么是启蒙的看法和立场，是后现代思潮与其对立面相区分的关键之所在，哈贝马斯与后现代思想家的分歧和冲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也许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交锋。
福柯在引进权力的同时分析了知识以及非推论性（nondiscursive）实践的各种形式的系统，他宣称权力事实上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
哈贝马斯在承认权力的同时，坚持认为权力应当由一个能够在合法使用权力与非法使用权力之间作出规范性区分的批判理论来调和。
为了作出这样的区分，哈贝马斯引进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话语的理想化的前提通过“话语的伦理学”
（discourseethics）得到了认同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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