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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场的，存在本身是在“不在场”
中显现的，如果它是不在场的，那么它也就是在场的。
其实，德里达与利奥塔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对差异概念的界定上，德里达把差异运用于所有风格、所有话语和所有联系上，并通过对所有的事物作出区别来显示所有联系和话语的差异。
德里达因此而遭受了陷于怀疑论的指责，利奥塔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怀疑论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同义词，但他又强调可以很好地证明这种指责的合理性。
在利奥塔看来，差异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而后者则来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并为海德格尔所发展。
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概念是一切图式的图式，也就是给定的所有内在综合的形式。
这种给定的内在综合形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详细地阐述过，这种形式从属于某种真假攸关的语言游戏。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二个《批判》中的时间性问题，也就是伦理学的时间性，马上就会碰到另一类困难，因为它们涉及的是义务的时间。
但在第三个《批判》中，对那些适用于审美感受力和趣味的综合所作出的细致考察，明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里的时间性也是与第一个《批判》完全不同的，这并不是自我与其本身的不同，与其说第一个《批判》所考察的时间综合似乎是悬而未决的，还不如把它归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审美判断中，这种综合可以既不是认识的，也不是再现的。
鉴赏本身是在一种最初始和最低限度的方式中被理解的，所以，人们便被引导去构想一种审美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完全不属于差异的等级，它遵从的不是第一个《批判》所涉及的东西，而是一种似乎悬置或阻断的时间状态，这种状态简言之就是差异本身的一种“中断”
。
利奥塔认为在审美时间中重要的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在场”
的东西，“在场”
并不是指“目前”
，也不是指“什么存在”
，而是说在“在场”
中，对进入形式的给定的材料所做的初始综合活动是悬置的，在“强烈”
的审美瞬间，很可能思想与材料是处在一种非间接的关系中的，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综合活动。
德里达显然不会同意这种有形而上学之嫌的论述，但利奥塔则认为德里达过分迷恋于维护思想活动的统一性，因而“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
，而布尔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康德的审美判断与学术场之间的关系。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尽管哈贝马斯与他们的冲突那样显眼，但正如迈克尔·凯利所说，他们仍然具有根本性的一致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拒斥康德的批判范式，这一批判范式是建立在先验的、自我建构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体这样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一概念在胡塞尔等现象学家手中得到了延续，又被萨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历史哲学的形式接收过来。
但是，拒斥这一批判范式恰恰是20世纪后期区分哲学家的一大标志，也就是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分别证明其真理性和公正性，因为它们不可能再依靠宗教、形而上学或任何其他传统的、规范性的基础。
因而批判是这些科学的哲学组成部分，它将提供这样的证明，同时批判又必须证明自身的准则，譬如，伦理学如何能合法地运用一条非普遍性原则来决定哪些伦理准则是有效的，而却又不去证明那条非普遍性原则呢？换句话说，这一困境是由于知识与批判在丧失了外在的参照性后，只能自我参照才形成。
凯利认为正是这个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使当代哲学家陷入了一个潜在的陷阱，他们在共同抛弃了康德的批判范式后，并没有认同另一个取而代之的批判范式，这无疑削弱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基础，因为正是这种仍未被认同的批判范式，支撑了当代哲学中的身份意识和批判性的反思。
其实，在知识只能自我参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批判，是一个摆在所有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重点将不是系统地阐述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或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因此在大多数场合，笔者宁愿使用“后现代语境”
或“后现代”
的概念，而不是“后现代主义”
，这一思路同时也决定了本章的探讨范围将明显地越出单纯的“后现代主义”
领域，这一思路同样决定了本章各小节的具体布局：利奥塔和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的核心人物，本章将有专节进行评述；凡蒂莫虽然坚持后现代的理论立场，但与他的法国同行相比，他却“令人奇怪”
地探讨了诸如真理、存在等理应被后现代抛弃的宏大叙事；布尔迪厄无疑分享了后现代的理论资源，而且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他有时甚至大量地直接引用后现代的概念，但是，也许是学科或学术兴趣的缘故，布尔迪厄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同样是社会学家的鲍曼更是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后现代阵营；但是，他们对于美学或艺术、文化理论问题的思考，的确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他们同时也对后现代思想作出过深刻的分析。
在这一章中，有点突兀的也许是有关朱迪丝·巴特勒的讨论，女性主义或者性别政治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朱迪丝·巴特勒虽然没有直接对艺术和美学问题发表过什么看法，但鉴于她在后现代性别政治理论方面的突出地位，仍将其有关部分列为专门的一节，同时这也是为了弥补由于篇幅所限第三十一章没有展开讨论女性主义问题的缺憾。
另外，由于福柯和德里达在其他章节已有专门论述，在本章中将不再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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