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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者”
是核心，离开“他者”
，自我不能应对世界。
不过，我的自由也因而必然是“他律的”
自由。
主体不是必须被贬斥的罪孽，它需要被重审和重构。
通过吁请他者，我将重建主体并获得自由——“他者”
是重建主体的必然路径。
列维纳斯说，如果固守那孤独的“自我”
，就不能发现存在的伦理向度（海德格尔就是如此）。
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列维纳斯谈到“主体的孤独”
，也描述了个体希求一种摆脱他人的自由。
不过，他最终认为这种自由的期望乃是一种绝望。
列维纳斯认为，传统哲学（包括现象学）追寻的乃是同一与自我内在的自由；而他所谓“伦理学”
追求的却是差异以及对他人责任担当之自由。
这一根本性变革，既反映了他从现象学到伦理学的转变，也表明其哲学业已突破主客二分的窠臼。
列维纳斯说，认知和意向自由是消极的，它意味着不介入。
这“不介入”
，是对确定性的否定。
意向和欲望的世界表示的就是这种自由；它不能将我从我存在本身的确定性中释放，它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孤独”
！
列维纳斯说，我对邻人的关系，绝不是他对我的关系的逆命题，因为我永远无法偿清对他者的债务。
因之，他者不可替代，而“面向他人”
、“原初社会性”
与“时间性”
三者将相互趋近。
如此，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
也就转变成“向生而死”
。
我与“他人”
有本质的、绝对的和无限的差异；“面向他人”
就是与他人面对面，与他者“相遇”
。
在这“相遇”
（或“遭遇”
）中，我对他人的责任逐渐显明。
他人根据其彻底的差异在伦理责任中被切近，我不是要他人成为另一个“我”
，而是要让他始终保持绝对相异性与不可占有性。
对他人的切近就是我对责任的担当，对自由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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