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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中曾详细地探讨过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概念的分歧。
作为海德格尔式的思想家，凡蒂莫本人对虚无主义的坚持，更偏向于海德格尔，事实上凡蒂莫的“阐释学本体论”
或“衰弱的思想”
所贯彻的解构性的策略就来自于海德格尔的启示，这一点在《现代性的终结》一书的第二章“人道主义的危机”
中已经有所表露。
凡蒂莫把人道主义定义为“一种把人性放在宇宙的中心并使它成为存在的主人的观点”
[105]。
然后，他追随海德格尔1946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观点，认为现在由于上帝死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形而上学的衰退，使人道主义陷入了危机，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在人性取代了上帝在宇宙中心的地位后，人道主义的危机才出现。
换句话说，人道主义陷入危机是因为由尼采第一个宣布的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
凡蒂莫在分析这一看似不可能的情形时所运用的解构性策略是，将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置于一种等同关系之中，这样它们最终可以自由互换，而不像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两者处于对立关系之中。
他认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作用就没有人道主义，在形而上学中人性为自身决定了一个中心的或排他的地位。
另一方面，正如海德格尔一再表示的要重建形而上学的历史那样，形而上学也许只能在‘人道主义的’本质范围之内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一点依然还不太明确（“人道主义的”
本质指的就是把一切简约为人类主体本身）。
当形而上学的简约化本质使自身清晰明了时……形而上学已到了衰退的一刻，随之，（正如我们每天注意到的那样）人道主义也到了衰退的一刻。
由于这个理由，上帝的死亡，既是形而上学的顶点，同时又是它的终点，也是人道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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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剖析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是如何与人道主义的危机相联系时，与海德格尔一样，凡蒂莫也将问题引向了对当今技术的本质的质疑。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从历史角度将20世纪的技术文明看成是最先进的形式。
因为在技术中理性主义被推至人类迄今所能体验的最极端的程度。”
凡蒂莫也认为全球性的技术规划就是要把“所有的存在，联结成为可预测、能控制的因果关系”
。
[107]技术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契约一旦被承认和接受，人道主义就不能“令我们相信它的价值提供了技术价值之外的别的选择”
，即使它的定义特性也属于形而上学。
凡蒂莫认为技术文明在它公开并且常常残酷地把人类当作客体操纵时，就已经暴露出人道主义依赖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
与海德格尔一样，凡蒂莫也认为摆脱技术统治的唯一途径是坚持“技术的本质并不是某种技术的尔西”
。
凡蒂莫通过海德格尔式的“技术的本质即形而上学”
的命题，使技术被有效地重新连接到哲学的历史上，使技术的法则如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法则一样受到仔细检查。
正如斯纳德指出的那样：“通过把技术引回到为它准备了道路的哲学传统之中，‘衰弱的思想’削弱了技术文明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当作唯一可能的现实强加于人的这种努力。
任何对拥有这种唯一可能的现实的声称都有悖于对世界无止境可阐释性的虚无主义原则，都必须遭到驳斥。
对于后现代思想，技术的‘现实’被弱化了，因为它被剥夺了它声称其具有的那种说服力：但后现代思想同时也摆脱了所有对人道主义的怀旧及其对宇宙的看法，即把人类主体放在中心，使其控制、统治一个客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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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蒂莫看来，超越形而上学程序上的逻辑和合理性，意味着回到海德格尔一直关怀着的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回到虚无主义的哲学。
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起点是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存在的问题。
从柏拉图到尼采，传统西方哲学总是试图理性地演绎出日常世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或为之找出理由和根据，而这种对逻辑真理的探寻总是预先假定了存在的存在者，即主体和客体，因而人类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针对存在，而是针对存在者，即自然、人类和所有那些直接影响我们、把自身加到我们头上的事物。
凡蒂莫与海德格尔一样，认为这些事物并不比存在本身更重要。
凡蒂莫在肯定虚无主义价值的同时，将他的后现代性哲学引向了对人道主义、技术，尤其是存在这类海德格尔式的问题的思考，这是他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区别，同时这一多少令人有些惊讶的理论思路，既显示了后现代性哲学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凡蒂莫哲学思想独特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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