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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认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正是由对上述号召的回应联结起来的，由接受这一号召所隐含的权利和责任而联结起来的。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范畴，是邀请别人加入某种全球性社会实践的一个广泛的开放式的邀请，而且时至今日，它依然还是这样一种邀请。
“因此，提出‘谁是知识分子？’这样的问题，并期待在答案中有一套衡量标准，或者甚至直接指出哪些人是知识分子，就显得毫无意义。
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列出一张单子指明哪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是知识分子，或者在行业等级内部画一条线指明处在这条线之上的就是知识分子。
无论在何时何地，‘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被动员和自我征募的联合效果来构成的。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某人对自身专业或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注，进而参与真理、判断、时代品位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
。
[161]
“知识分子”
的概念其实是从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中获得意义的，正是在启蒙时代权力与知识的结合过程中，“知识分子”
的概念才得以确立，而这种权力知识的结合恰恰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
鲍曼认为权力知识的结合也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联合产物，他认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以及对应于它们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
[162]
在知识分子实践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意味着在理解世界，特别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意味着在理解知识分子工作的相关本质和目的方面的差异。
在鲍曼看来，典型的现代性世界观，意味着把世界看作基本上有序的整体；可能性不均衡分布的模式的存在，使一种对事件的解释得以存在，这种解释，如果正确的话，既是一种预见的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的工具。
控制（“掌握自然”
，“安排”
或“计划”
社会）几乎总是同义地与命令性行为相联系，而命令性行为又被理解为控制的可能性（使一些事件变得更为可能，而使其他一些不可能）。
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自然”
秩序的足够了解，而获取这些充分的知识，在原则上是可以办到的。
不管是在实验室的实验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是紧密相连的，后者解释前者，前者进一步证实后者。
现代性世界观认为它所提供的标准是客观的，能够公开测试和展示的，能够区别实践的优劣，而无法客观证实的实践（例如，通过运用与特定地点或特定时间相关联的习惯或看法来使自身合法化的实践）则是低劣的，因为它扭曲知识，限制控制的有效性。
将由控制知识的结合来衡量的实践普泛化，也就意味着移向普遍性的、远离“地方性的”
、“特殊性的”
、“局限于局部的”
实践。
典型的后现代性世界观则把世界看作是由数量不受限制的秩序模式组成的，每一个模式都是由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所产生的。
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此，不能作为实践的有效性的外部衡量标准。
众多模式中的每一个模式都只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
在每种情况中，有效性都引进了在特定传统中被发展起来的标准；这些标准由“意义共同体”
的习惯和信仰来确证，不接受其他合法性测试。
前面被作为“典型现代性的”
来描述的标准，在这条总体规则中也毫不例外；有效性完全是由众多可能的“地方性传统”
中的一条来达成的，它们的历史命运依赖于它们所处的传统的命运。
不存在衡量处于传统之外的、特定“地点”
之外的局部性实践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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