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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如果有人（如堂吉诃德）仍把由语言文字组成的书看成实际事物，而不仅仅是实事之表征的话，他就会被视为“疯子”
。
相反，培根、笛卡儿等人由于取消了语言的独立性，只将它看成思想观念的表征、符号、功能，即所谓“语言是思想的分析”
，因而成为“智者”
。
而18世纪末到19世纪，人们又把语言文字看成“厚实”
的独立事物，不再是透明、空灵的，仅仅充当“事物”
的表征和表象的符号，也就是说，语言恢复了文艺复兴时期谜一样的“厚实性”
（enigmatisity）。
这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重又变得不确定了，语言本身需要另一种知识、学说、科学来加以解释。
于是方法学文学才应运而生。
请注意，福柯把“文学”
看成19世纪的产物，乃是就人们的语言知识考古层面的意义而言的，与一般的“文学史”
观全然不同。
福柯还用同样的考古学方法对人的生命和劳动作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考察，指出只是到了19世纪，人的生命和劳动才取得了自身的厚实性和独立性，成为知识学经济学的独特对象。
这样，人作为说话者、生命（活）者、劳动者才清除了仅为他物表征的空灵性而变得厚实起来，于是才有了真正的人。
对此，福柯作了如下考古学概述：
整个古典时期（当然指17、18世纪）表征理论和语言自然分类纲目以及财富和价值的种种理论是相一致的。
可是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完全变了，表征理论成为一切可能成立的体系和总基础这一点已不复存在，语言成为一种自发的现象和以事物为基础的文字体系，作为表征和事物本身之间不可少的一种联系也随之消失。
一种深刻的历史性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把它们孤立起来并根据它们自身的厚实结构来确定它们，把长期形成的法则强加于它们身上；对于交换和流通的研究让位于对于生产的研究，对生命有机体的研究优先于对于类特征的研究；最主要的是语言丧失了其特殊地位，只成为与其自身丰富的过去相一致的历史的又一表现形式。
不过随着事物逐步以自身为中心，努力寻求自身发展中可被理解的法则，同时抛弃表征这一层面，西方认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从此产生了各种离奇古怪的新人本主义思想和一种对人进行总体的、半实证主义半哲学审视的“人类学”
的全部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
不过想到人还只是一种新发明，不足两百年，只是我们认识中的一环，而且在后者获得新的方式后将会消失这一点，还是令人宽慰的。
[7]
在此，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告诉我们，人的语言、生命、劳动，到了19世纪，重新获得了“厚实”
的独立事物的理解，人的这些活动不再仅仅是代表、表征他物的空灵性，似乎从此人真正找到了归宿，获得了“人”
的特质。
然而，福柯进一步指出，19世纪的人学在人的语言、生命、劳动的“厚实”
化的同时，也将人的这些方面的活动分别变成了语言学、哲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对象，实际上是将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消解了人自身的历史统一性。
所以，它从“发明”
“人”
的时候起，也在肢解、消灭“人”
；“人”
的新起点（被发明）同时也把人引向“终点”
；“人”
有了开始，反而丧失了自身的历史。
[8]在此意义上，“‘人’在消失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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