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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人们几乎只能听见漠然无表的低语：“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
美国批评家H·艾布拉姆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权力理论、话语理论是当代新历史主义的两个主要渊源。
两者当中艾布拉姆斯声明他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至于福柯的传统，美国当代批评家默里·克里格1991年应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
之邀所作的系列讲演中，也有细致交代。
照克里格的说法，“旧历史主义”
批评是用已知历史来求解未知的文学。
但是后结构主义勃兴以后，这个被认为是太过天真的历史观产生了危机：假如历史并非仅仅是某种外在的“客观的”
事实的集合呢？难道历史同样不也是一种话语形式，一种叙事文本，是一系列本身已经是种阐释的所谓事实？用经福柯下衍的新历史主义传统来反观他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发现福柯是在鼎力鼓吹一种文本性和互文性，以话语现象涵盖了从哲学、文学、史学、伦理学、人类学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
批评和阅读因此与其说是去发现现成的文本意义，不如说是一种建构，是让过去和现时跨越断层进行对话，因为据说非此不足以洞察权力关系的本相。
其实这个本相究竟能够本真到何种程度本身也还是个问号。
文学固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渗透，另辟一个世外桃源，但是文学可以对意识形态作出它自己的反应，应有它自己的独立性，而正是这一反应的特殊性，使它有别于哲学和历史。
应当说，这一点恰恰是为福柯所忽略了。
还要指出的是，福柯与以往的结构主义者不同，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是哲学，只要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整体的压抑性质。
他认为“权力”
和知识紧密勾结，形成集权主义理论。
因此，所有立足于整体观和集权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权力”
和“统治”
的工具。
由此可见，福柯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反辩证法倾向。
他不仅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而且还迎合了法国一部分激进青年“五月风暴”
失败以后滋长起来的对革命抱消极悲观态度的“幻灭”
情绪。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的历史的人”
为出发点和对象，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为基础来唯物地、辩证地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
福柯虽然一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站在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他不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枢纽，而是以‘权力意愿”
为原动力，因此其理论实质上带有抵制所有统治模式的无政府主义循环论色彩，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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