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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对文本意义的完整的、总体性理解永远不可达到，因而文本意义不可能是确定不变的解释学思想，提出：“如果我们不再认为一篇文学文本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具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一整套含义，而是将阅读行为看作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止境过程，那么，在文学史中经常运用的一些流行的方法就不再适合了。”
[105]这就是说，第一，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第二，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不再是可以独立于读者阅读行为的纯自然客体；第三，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个阅读文本的过程，是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第四，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过程，是一个真理与谬误相交织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正确”
的阅读；第五，文学史研究，就不应把文学文本当作有永恒不变的确定意义的客体来加以阐释，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细读”
不可能穷尽对作品意义的理解。
一句话，“文学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指称意义可以被完全破译出来的明确的单元被人们接受”
。
[106]这就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即文本与阅读不可分，文本意义不确定的文本观。
其次，德·曼强调了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这是他解构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
他部分继承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把文学或其他文本看成一个语言符号（代码）的结构或形式的论点，即把文本归结为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从而把文学批评和研究集中在对文本语言符号的研究上。
然而，同新批评（也同社会学批评）相反，他不相信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有确定不变的指称关系的“神话”
，因而当新批评家致力于从语符结构中揭示文本的审美意义时，或当社会学批评“屈从指称的权力”
，努力解释语符指称的社会学内容意义时，他却从语符与意义的不一致出发，来消解这种无谓的努力。
他说，要“破除”
“符号和指称的语义一致的神话”
，“粉碎”
“来自两个方面拥有这个神话的愿望，即在早晨作为一个形式主义批评家，在下午作为一个社会道德家来解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既为形式的技术服务又为意蕴的主旨效力这两种愿望”
。
[107]
德·曼不是一般地指出符号与意义之间有不一致的方面，而是把这种不一致看成语言本身的特性，他说：“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
[108]这就是说，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乃至对立，并非语言中特殊、罕见的现象，而是语言的普遍规律和独特品性，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
从符号与意义分裂这一语言的特性出发，德·曼得出了“阅读的可能性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109]这一结论。
再次，德·曼集中探讨了语言的修辞性问题。
在《阅读的寓言》中，他用大量的文本阅读论证了如书的副标题“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
所揭示的，各种文本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修辞的、隐喻的，而不是指称或者表达的。
“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尽管这样做也许有点儿与普通的习惯相去更远。
我能够举出许多前例来证明文学与修辞手段的这个等同”
[110]，不但文学的根本性在于修辞，连批评的语言也是修辞的，“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正是按照这个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
。
[111]同样，文学的、哲学的、法律的语言都是修辞性的。
他是从尼采那儿获取这一重要启示的。
在他看来，尼采把修辞性视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本质，因此，语言的典型结构不像传统语言学所说的那样是表现或指称表达（意义）的结构，而是一种修辞结构，这不啻是对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颠覆。
他还引证了尼采消解“真理”
概念的一段话：“真理是一群移动的隐喻、换喻和拟人说，总之是人类关系的总结。
人们从诗学和修辞学上对这些人类关系加以理想化、更换和美化，直至在长期反复运用之后，人们感到它们已经可靠、规范和不能废除。
真理是其假象性已被遗忘的假象，是已被磨光、丧失其特征、现在仅作为金属品而不再作为硬币起作用的隐喻。”
[112]德·曼认为，尼采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一切语言的比喻性，“真理”
概念的比喻性、象征性即修辞性，表明真理不过是谎言的隐喻、骗人的假象，而由此可推定：一切语言都有修辞（隐喻、象征等）的特性，因而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不确定性。
把修辞性列为语言的根本特性，这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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