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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
该书一方面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
作者指出，从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的人类之妻、歌德的玛甘泪到帕英尔的“家中的天使”
等都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
，即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
，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
。
[11]作者认为，这种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
作者又分析了男性作品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即妖女或恶魔，如斯宾塞笔下半人半蛇的Errour、莎士比亚的高奈瑞尔和丽甘及萨克雷的贝基·夏普等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女恶魔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可见，在吉尔伯特和格巴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这反映出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
该书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汀到爱米莉·狄金森等19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她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
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像夏绿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那样的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叛逆的作家奉身，然而，这一反抗男权中心的思想和意义却是在表面顺从男权主义的形式下实现的：“这类作品的表层含义模糊或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理解的（更不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意义层次。
这些作家以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文学的权威，这是一种何等难以完成的任务啊！”
[12]概而言之，该书不但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伊莱恩·肖瓦尔特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
她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1977年）。
该书与英尔斯等人在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再把女性文学传统仅仅看成少数几个“伟大”
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突现，而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既有青史留名的大作家，也有更多被湮没的一般作家，应该同时注意到历史上“女作者的文学声誉稍纵即逝的现象”
和“一小群女作家在世时几乎不停地在文学上走红，身后却从后世记录上消失”
这样的事实；由于60年代以前忽视这些事实，造成“每一代女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没有历史，而不得不重新寻找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唤醒自己的女性意识”
。
[13]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
[14]，以填平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伍尔夫等人作家之间的断裂和鸿沟。
由于发掘了许多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该书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
。
[15]该书另一贡献，是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16]，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年，模仿主流传统的阶段）、女权主义（1880—1920年，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和权利的阶段）和女性（1920—今，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的阶段）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
这部著作在理论和史实两方面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有较大突破。
肖瓦尔特出版于1985年的《女性之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虽不是文学批评专著，但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仍有深化，作者借用精神病学和文化理论，讨论了英国文学、文化传统中女性生理、心理上的内在连续性，是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领域的延伸。
她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注意了以前女权主义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书名中“姐妹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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