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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1）制定出建立在禅心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
（2）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
（3）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
[39]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发生认识论的断裂的具体时期可以确定在1845年左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它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确立“科学的问题结构”
，其理论形态就是唯物辩证法。
在“认识论的断裂”
基础上，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的判断：“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和应该公开的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人们可以和应该在其中找到认识人类世界（积极的）及其实践变革的绝对可能性条件（消极的）。
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在此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
[40]
首先，阿尔都塞并非笼统的反对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即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
作为新兴市民文化的基本精神，发端于欧洲15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肯定人的尊严和自由以及世俗生活的正当性，张扬人的独立和平等，阿尔都塞认为，这些人道主义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但是历史的来看，人道主义的出现与资产阶级的新兴无法分开，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求的反映。
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其核心就在于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说人道主义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因而不是科学的概念），这是为了肯定，一方面它确指一系列存在着的现实；另一方面它不同于科学的概念，因而不能提供认识这些现实的手段。
它是用一种特殊的（即意识形态的）方式确指一些存在，但不能说明这些存在的本质。”
[41]人道主义范畴突出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以人的普遍的自然人权模糊了阶级性和革命性，客观上有利于资产主义制度的稳定，因此“归根结底是要认识到，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
[42]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哲学。
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1842年，占主导地位的是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近而离黑格尔较远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第二阶段是1842—1845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共同体”
的人道主义。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它决定个体的人的基本属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这一本质预设沦为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异化，从而革命就成为异化逻辑的逻辑，但晚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抛弃这一逻辑。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人”
这一范畴，马克思代之使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范畴，以从中寻找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的可能条件，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哲学，而非关于人的哲学，否则，无产阶级“作为工人在真正统治的政权，即控制决定历史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的资产阶级政权面前，却解除了武装。
人道主义路线使工人远离阶级斗争，阻碍了他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唯一力量：他们借助他们阶级组织（工会、政党）组织成为阶级的力量。”
[43]
最后，阿尔都塞提出“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与斯大林之后所出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口号有关，同时又有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理论背景。
阿尔都塞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口号的出现具有现实积极意义，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社会主义是科学范畴，而人道主义是意识形态范畴，因此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对立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事实上，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也正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危机出现的理论根源。
“我们要理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是作为这些有意识活动的先决条件的无意识的结构”
[44]，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就是要厘清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认识论的决裂”
，从科学主义立场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之所以是理论的，或者说在人道主义之前加上理论，则是指向以笛卡儿为起点的主体论近代哲学。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尚未与费尔巴哈决裂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来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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