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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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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英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
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北郊萨福镇的爱尔兰工人移民家庭，中学时期在当地教会学校读书，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1961年伊格尔顿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受业于英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利维斯，同时又受到时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研究员、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影响。
1964年伊格尔顿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在基督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与威廉斯共事。
1969—2000年伊格尔顿在牛津大学任教，先后教授批评理论和英国文学，其间接受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转向新左派，并在威廉斯去世后成为新左派的一面旗帜。
2001年开始，伊格尔顿到曼彻斯特大学任文化理论教授。
伊格尔顿著述丰硕，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年）、《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1981年）、《文学原理：引论》（1983年，中译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1984年）、《审美意识形态》（1990年）、《意识形态引论》（1991年）、《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年）、《文化的观念》（2000年）、《理论之后》（2003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年）等。
作为英国当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受到利维斯、威廉斯、阿尔都塞、本雅明等思想家的多重影响，同时又能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进行批判的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历史地来看，伊格尔顿在60年代的学术预备期中接受了利维斯主义学术话语，但其理论框架则来自威廉斯，这在其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中表现明显，其中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以及明确的直接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初步浮现出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判的基本路向。
70年代，面对发生巨变的社会现实，伊格尔顿在接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反过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曾经作为思想资源的威廉斯，并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范畴，尝试阐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批评与意识形态》等著作中。
在80年代，伊格尔顿通过阐发本雅明而抛弃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路，实现了从理论思辨到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向，这集中体现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等著作中。
从90年代至新世纪，伊格尔顿将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等诸领域都有进一步的推进，取得不少重要实绩，《审美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象》、《文化的观念》、《理论之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著作都完成于这一阶段。
整体上说，伊格尔顿融合社会文化批判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和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对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继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他“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探索了一条超越后现代主义，创造性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学术道路，从而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家”
。
[109]
事实上，伊格尔顿自认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同时也坦言自己对于马克思的一些美学观点持保留意见，“马克思本身也非无懈可击”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批判并厘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一些错误认识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他“只想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
。
[110]在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列举并批判了最常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十种批评：1.在当今西方后工业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毫无用武之地，对此，伊格尔顿认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2.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将导致恐怖、独裁和暴政；3.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否定主体自由的宿命论；4.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荒谬不切实际；5.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6.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质主义；7.马克思主义是唯阶级论，在当今时代失去了意义；8.马克思主义倡导暴力的政治斗争；9.马克思主义是无视个体自由的国家主义；10.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够为新的激进主义运动提供思想支持。
作为英国权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厘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错误认识，秉持了一种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始终贯穿在伊格尔顿的哲学、美学、文学以及批评之中。
伊格尔顿坦言“‘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问题”
[111]，这也可以视为对其美学之思的简明概括。
一文学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场，具体说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批评已经发展出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四种基本模式。
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以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将文学艺术问题置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来思考，“雄心最大、影响最远”
，但容易滑入庸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以列宁及其追随者为代表，批评被视为论战和介入的工具，其最终结果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意识形态批评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本雅明、戈德曼等为代表，强调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因素透视社会的物质历史，着力于文学作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批评以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及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为代表，它既不关注作品形式也不关注内容，而是关注文艺生产系统及其制度与作品审美趣味的关系，即“文化的生产方式”
问题。
在上述四种模式中，伊格尔顿倾向于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视其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认为该模式“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
这中间的关键是，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
[112]。
脱离这样的物质性，文学批评将滑向庸俗社会学，而局限于这样的物质性，则易流于形式主义，如何思考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正是集中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等论域。
关于文学文本，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文本既是相对的独立的有机整体，又具有内在的分裂性，这一矛盾性构成了文本的真实存在，而其根源则要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寻找，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社会学’，这种文学社会学局限于思考小说怎样出版、是否提到工人阶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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