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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合流的趋势，是因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只是由于不同时代认识水平的差别和不同的需要，人们才把研究重心或者放在历史本体论上或者放在历史认识论上。
实际上，任何历史认识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历史本体论为其立论的前提和依据。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蔑视历史本体论并把后者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它本身信奉的仍是一种本体论，即思想本体论、历史过程无规律论或多元论。
例如，柯林武德之所以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引入历史学，强调历史认识的“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
，即历史认识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对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重演”
，其立论的依据正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历史是思想史。
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
[62]。
可见，历史哲学企图避开历史本体论去探讨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既然历史认识论必须要以历史本体论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那么，历史本体论就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导向作用。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又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而历史认识论就是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考察。
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造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其实质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认识论的研究，对存在本身认识的是非曲直有赖于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
正因为这一点，康德才把近代哲学家从形而上学“独断论”
的迷梦中“唤醒”
，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康德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历史领域。
现代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如何可能”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康德科学在历史领域中的“回声”
。
可见，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及其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及其发展。
从现代知识结构看，历史本体论主要揭示历史现象的本原和派生的关系。
在这里，意识与社会存在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最高范畴出现的，而历史认识论正是要揭示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如何达到一致的辩证逻辑。
因此，从实践范畴开始，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范畴都应该把解决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范畴都应既是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从而解答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描述，而是把研究的客体放到与意识的关系中去探讨怎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不仅回答“历史是什么”
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历史”
的认识论问题。
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对立，同时实现着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
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有“相似”
的一面，因此，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其相通的一面；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又确认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即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历史规律主要体现为统计学规律。
因此，在历史科学中无法使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实验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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