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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
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
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
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
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
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
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
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
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
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
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基佐还据此提出来：“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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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像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
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
第二，他们已经看到了阶级斗争，基佐、梯叶里、米涅对英国和法国历史的研究，都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
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
它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把财产关系作为政治制度的依据，从而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作用的怪圈，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矛盾。
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企图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回答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它又援引人性来作为答案。
这样，它虽然迈出了环境与意见这个小圈子，但仍停留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个大圈子里面。
普列汉诺夫曾正确地总结了这一点。
他说：“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
并且指出：“把‘人的天性’看做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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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
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启蒙学派、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在这个泥潭里扑腾。
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
他不是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
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
他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
人们在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恶（情欲）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作用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前人的影子。
但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用思辨的逻辑把它们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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