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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者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各种享受，无论就质和量来说，都是工人无法相比的。
马克思通过对富人需要和穷人需要的鲜明对比，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两极分化。
当然，和一百多年以前相比，当代西方工人的生活状况，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不完全一样，因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发生了变化。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工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同资产者趋于一致。
贫困的起点线可以变化，但失业和贫困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消灭的伴侣。
马克思对需要中异化现象分析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也是颇具特色的。
关于货币作为异化的表现，我们结合《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已经分析过，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从人的本质的异化角度来分析货币，必然会陷入对货币的道德评价。
把世界颠倒、道德沦丧、人与人的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的原因归之于货币，并归之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分析。
只要有商品，就必然有货币。
金、银的特殊地位，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也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商品内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货币的出现是商品生产矛盾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
它打破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在空间、时间和个人需要方面的限制，促进了商品流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但它并没有解决商品生产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所谓货币的罪恶，并不是来源于货币本身，而是根源于私有制。
因此，所有制不同，货币的作用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对待货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立场上，企图限制商品生产，排斥货币，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以为只要取消了货币，人民就可以返璞归真，民风淳厚，解决一切社会弊病。
中国封建社会某些朝代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有的甚至主张取消货币，认为“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禁，原起于钱”
。
魏晋的名士们鄙视货币，口不言钱，称之为阿堵物，以示清高。
马克思当然不同，他是从社会主义立场上抨击资本主义的弊病。
但由于当时用异化作为根本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对货币的作用不能达到高度的科学分析。
容易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陷入道德的评价。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处境和地位的分析，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矛盾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经济现象的分析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要真正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单纯针对它的恶果，而必须探究它的原因。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突破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圈子，过渡到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55—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6、10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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