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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年重新回到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问题上来，同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
马克思不仅看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这些经济学家用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而且使用的方法也是不科学的。
他们把应当论证、探讨的东西，例如私有制、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关系等，当成永恒的既成事实，而不去研究它们是怎样产生、发展的；他们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起来，完全用偶然的外部情况说明竞争，而不阐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
；他们把竞争和垄断、同业公会和营业自由、封建所有制和地产分割绝对对立起来，而“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
，看不到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人，强调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同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掩盖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性矛盾。
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不同，受到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熏陶的马克思，其思维方法是辩证的。
他着力探求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分析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并历史地考察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如何由直接或间接的统一发展到对立的过程。
马克思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和谐的有机体，而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存在和本质之间的矛盾，并把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看成是这些矛盾的解决。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都被归纳在他的异化劳动的理论中。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外，还包含着对客观矛盾的分析。
一旦消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这些辩证的因素就会同历史的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
当时正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并力图运用到自己经济学研究中去的马克思，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是非常不满意的。
青年黑格尔派牢牢抓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意识不放，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前提。
他们的双脚仍然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泥潭里，甚至是逐字逐句重复黑格尔的观点。
他们极力回避青年黑格尔派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
[26]。
特别是在费尔巴哈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之后，他们仍然死抱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放，搬弄黑格尔的词句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到1844年，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还不了解“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
[27]。
他们号召批判，但把批判矛头指向唯物主义，指向无产阶级群众，而对自己信奉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当时对费尔巴哈在黑格尔问题上的态度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赞扬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严肃批判，并吸收了他的思想。
但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在辩证法问题上有点简单化，例如他把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的看法，仅仅归结为宗教——哲学——宗教哲学这样一个三段式，而忽视了它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和普遍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28]费尔巴哈虽然发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但并没有因此就结束了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批判分析的必要性。
正因为如此，到1844年写作《手稿》时，马克思认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29]。
同1843年不一样的是，马克思这时选择了《精神现象学》作为批判对象。
因为批判的重点是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那样。
因此最适合于作为分析批判对象的，自然是被看作黑格尔哲学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把它作为中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分析。
要把异化劳动理论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异化理论区分开来，必须分析《精神现象学》，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论述了关于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和扬弃的思辨理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分析《精神现象学》，既揭露了黑格尔异化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又肯定了其中包含的积极成果，推进了对历史进程辩证性质的认识。
在马克思写于1844年11月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笔记中，第一条就指出：“自我意识代替人。
主体——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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