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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大小、深度、时限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人们很难否认，1844年即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期，虽然他在很多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仍然存在费尔巴哈的影响。
他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
[2]他还特别提到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认为它们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著作”
[3]。
此外，马克思还把赫斯的几篇论文，同样列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
[4]。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或者是赫斯的著作，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都是其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重视对私有制即货币制度的分析的，他在《手稿》中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5]。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在形成中，他还不懂得人和人的本质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相反以人的本质作为判定经济关系合理性的根据，用区分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真正的社会和异化的社会、真正的劳动和异化的劳动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表达他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即对真正的人、真正的社会、真正的劳动的理想的追求。
马克思在总结经济学说史上罗德戴尔、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萨伊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时，指责国民经济学，把它看作“资本家的科学自白”
，因为它敌视工人，不把工人当人。
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
[6]。
正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非人，丧失了人的一切特性，他的唯一活动或者说唯一特性就是劳动；正因为国民经济学肯定和维护工人的非人地位，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需要的存在物，“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变为本质”
[7]，所以它是敌视人的学说。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国民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发展得越彻底，越敌视人，因为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同真正的人与异化的人相联系，马克思发挥了关于真正的社会与异化的社会的论点。
真正的社会，是人作为人，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里，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纽带的是人的本质，而不是商品、货币。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创造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人们彼此重视的是“人自身”
，“人的价值”
，而不是物，不是人所拥有的“物的价值”
。
相反，当时在马克思看来，以商品、货币作为中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异化的社会。
因为在这里一切社会联系都必须通过交换，通过商品和货币，它重视物的价值，而蔑视人的价值。
人与人之间彼此进行交谈的语言是物的语言，而不是人的语言。
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把劳动作为历史的发源地和人的自我创造的力量，是《手稿》的巨大成就。
但是《手稿》在现实的劳动之外，设想了一种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真正的劳动，并用以与异化劳动相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种的特性，人的生命的特性，或者叫作类的特性、类的本质。
因此，只有出于人的内在的必然性，作为自我享受，并直接满足另一个人的本质需要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而出于外在的、偶然需要的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劳动即异化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它们把劳动看作谋生手段，并且极力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的性质。
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真正的社会和异化的社会、真正的劳动与异化的劳动的对立的思想，并以前者为尺度来衡量后者是不科学的。
他对商品、货币的看法也表明他的思想不成熟。
但在《手稿》中，马克思的上述论证是服从主题的。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异化的劳动的分析，力图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地位和劳动的雇佣性质，而用真正的社会、真正的人、真正的劳动来描绘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手稿》关于积极扬弃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主题是正确的，但它的哲学论证是不完善的、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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