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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需要这个假设，是因为“我们必须对这种状态具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很好地判断人类现在的状态”
[45]。
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
卢梭是托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现实的愤懑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
因此他并不无条件地赞美自然状态，要求回到自然状态。
他驳斥了认为“必须毁灭社会，取消‘你的’和‘我的’这种区别，再返回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
的观点。
明确地指出，我们“再不能以野草和橡子充饥，既不能没有法，也不能没有首领”
[46]。
卢梭不是眷恋过去，而是着眼未来。
他不把改变现实（扬弃异化）看成是复归于自然状态，这种观点是辩证的。
卢梭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契约社会同主权者的意愿相背离的状况。
除了上面曾谈到的权力异化，即政府的篡权和蜕化外，他还对道德、财产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使卢梭头角崭露，获得极大声誉的第一篇著作，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应征论文，主题是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问题。
在这篇获得法国第戎科学院奖金的论文中，卢梭断然否认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能促进和完善道德，相反，它败风坏俗，戕伐德行，使道德堕落。
他说：“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
，“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
[47]。
卢梭还列举了许多科学与艺术发达的民族，由于腐败而被“野蛮”
民族征服的例子作为根据，其中特别谈到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他说：“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之为人尊崇摆在国家尊荣的第一位。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
[48]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者，本应提倡科学，颂扬文化，卢梭的言论似乎是“出轨”
。
但卢梭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道德的反比例关系，决不单纯是愤世嫉俗之言，而是看到了当时道德领域的异化现象：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世态炎凉、道德败坏，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疑虑、猜忌、冷酷、戒备、仇恨与奸诈。
卢梭看到了这种矛盾，但没有正确理解这种矛盾。
的确，卢梭也力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奢侈。
他说：“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
，“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开始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而这些仍然是科学和艺术在暗中起作用的结果”
[49]。
科学进步→奢侈→道德堕落，这就是卢梭的公式。
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卢梭不懂得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别，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他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决定的。
相反应该说，卢梭以睿智的思想和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矛盾，看到了道德领域的异化现象，提出了问题，这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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