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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类社会是有机生命发展的结果和最高形式，是自然界的特殊部分。
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同样有个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
但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它不是消极依赖自然，也不是改变身体结构来适应自然，而是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类生存的需要。
因此，社会规律不同于支配生物学的规律，社会有机体也不同于生物有机体。
社会自身就包含着运动和发展的契机和源泉。
社会有机体是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生物学的适应。
这样，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在马克思对历史的考察中，社会矛盾处于主导地位。
社会发展是在解决社会自身的矛盾中不断前进的。
马克思在评论资本主义社会时说：“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
[8]并且进一步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9]因此，任何以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自我调节的功能，都只能是有限的。
虽然它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控制器（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来进行调节，但这只是矛盾的缓和，而不是矛盾的消失。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量度，社会失控，制动阀失灵，任何调节都无济于事。
过分夸大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绝对化，是只看到暂时的平静而看不到潜伏的暗流。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历史观。
蒲鲁东自诩为辩证法家，以卖弄黑格尔辩证法而自豪，实际上是个形而上学者。
他把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机械地划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力图通过辩证综合来保留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自以为这就是辩证运动。
其实，这不是运动，而恰好是运动的终结。
蒲鲁东把这种矛盾调和论运用于政治领域，把社会平衡绝对化。
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完全像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
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
[10]马克思还根据辩证历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派和博爱派，他们否认矛盾，“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
[11]。
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包含内在矛盾的有机体，并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这个有机体。
生产关系是一种结构——人类相互结合的方式；生产力是一种结构——生产工具和人以一定方式的结合；同样，全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但马克思并不把社会结构看成是纯粹的形式，而是看成人类活动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人看成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工具的观点，也反对蒲鲁东把人看成原理、原则、范畴自我运动的工具的观点，它只不过是黑格尔观点的庸俗化的翻版。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一种天命论，神秘的天命论，天命成为他用来牵引全部经济范畴自我运动的火车头。
马克思强调，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我们考察历史，考察每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不应该撇开人类活动，把人当成历史的消极工具，而应该把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
[12]。
这是《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唯物辩证地考察历史中主客体关系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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