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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菲力普王朝被二月革命推翻了，接着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遭到残酷镇压，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所击败。
法国处在不停的政治动乱之中。
资产阶级发出了“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的惊叫。
由于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宁愿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形式，“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
[45]。
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人物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历史人物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因此他必然具有他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特性。
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必须反对肤浅的历史对比，即撇开每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和阶级特性，仅仅抓住某些表面的相似之点。
由于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经济条件的差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必然是不同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
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46]
马克思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人物，特别是对路易·波拿巴的分析中始终坚持这种唯物辩证的方法。
他处处揭穿路易·波拿巴刻意模仿他的伯父，把拿破仑的名字作为戴在自己头上的花环的诡计和幻想，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
黑格尔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两度出现拿破仑称帝，第一次是伯父拿破仑第一，第二次是侄儿拿破仑第三，相隔近半个世纪。
时代不同，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迥然不同。
尽管侄儿冒充伯父，终属两类人物。
拿破仑第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旧的封建制度的摧毁人。
他的统治是暴虐的，但比起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来说却要平和得多。
他企图以战争的形式巩固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传播了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第一的失败是英雄末路，是一出悲剧；而拿破仑第三则是害怕彻底进行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他缩小和剥夺革命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阻止革命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
路易·波拿巴的称帝，只不过是历史的笑料而已。
路易·波拿巴政变获得成功，并不像雨果所说的是由于他个人发挥了空前强大的主动作用，而是客观条件造成的。
在这些条件中，除了各派政治力量在相互斗争中遭到削弱，行政权空前扩大，议会权力破产，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外，还由于他得到法国人数最多的小农的支持。
马克思指出：“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47]由于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制度的反对者，这一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对伯父的回忆、眷恋，使小农对侄儿产生幻想和期待。
当然，路易·波拿巴并不代表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
他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
但是法国小农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却成为保证波拿巴政变获胜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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