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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没有把客观条件和个人作用对立起来，他重视波拿巴个人的一些特性对于他承担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分析了这个人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使人们看到，由波拿巴而不是别人充当这个角色不是没有个人原因的。
马克思把波拿巴称为“流氓无产者阶级的首领”
、“肮脏人物”
、“老奸巨猾的痞子”
，说他“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48]。
马克思描绘了波拿巴纵横捭阖、用腊肠和烧酒收买社会渣滓的卑鄙伎俩。
道德问题，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个人品质问题，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却是可以在历史上打上烙印的重要因素，正如婚姻对普通人纯属私事，而欧洲历史上的政治联姻却是个重大政治问题一样。
唯物史观并不拒绝对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甚至心理的分析，但它不局限于道德的评价，而注重它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肯定个人的作用，包括他所具有的各种品质的作用，但个人作用的大小和性质取决于它同历史规律的关系。
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49]历史最终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9页。
[10]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多次揭露资产阶级利用人道、自由等口号进行斗争的策略。
他在《华盛顿与西方列强》一文中说：“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
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
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
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
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在《英国的人道与美国》一文中还说：“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tradersinpolitics[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
“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同上书，53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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