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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就是这样，从南到北，仿佛自天地初辟鸿蒙开始，就这么地老天荒地流着了。
但一些起承转合的微妙节点，却悄悄提醒了世事的流变。
此前42年，也就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了，这一改变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
事实上，这是致命的中断。
如果从文化或者文明角度观照大运河，光绪二十三年之前，这条河已经承载了太多文明间融会贯通的功能。
早年间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的渗透，以及宋以后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的反哺，特别是运河开通后，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传往北方，这条河的转运功能都功不可没。
再推而广之，作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
，“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
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见《运河访古》）。
大运河就是这样连通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脉络。
但是咸丰五年（1855年）时，这样的连通中断了。
虽然说时移世易的消息是以天灾的形式呈现的，却也与人力有关。
早在道光五年（1825年）时，39岁的两江总督琦善发现自己的仕途有了新动向——作为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琦善在这一年开始总办大清历史上的首次海运。
一些机构开始成立：上海设了海运总局，天津设了收兑局，一个王朝从漕运向海运的静悄悄转变在一个平常的年头开始了。
道光六年（1826年）正月，一批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驶了4000余里后抵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
漕船上运载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
这个数量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它标志着这一年朝廷的海运粮占了全部漕粮总数的一半。
此后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又称海漕）；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指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
这样一来，漕运的消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所以光绪二十三年的大运河，便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从前因后果看，前因方面，1851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全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清政府重要的漕粮征集地区成了太平天国主要的活动地区，在此后长达14年的战乱中，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紧随而至的捻军起义活动于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八省之间，并且一度进攻漕运重镇淮安府等，对清政府的漕运秩序带来重创，加速了漕运的衰败。
大运河由此唱响了挽歌。
真正的挽歌可能还要在三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唱起——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淮安漕运总督部院因无漕粮可运而撤销，这标志着淮安不再具有南北漕运枢纽的地位。
此后的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毕竟时移世易的消息里，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光从运输时间看，漕运是属于田园牧歌时代的。
大运河上，漕粮运到目的地需要数月或半年以上，但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十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了。
一切都在快速的改变中。
无论是大运河，还是附着其上的淮安城。
而作为节点时间，光绪二十三年悄悄提醒了世事的一种流变，虽然百姓的日子，并未觉察到，变化正加速度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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