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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翁同龢都抄得格外认真，以为存档，也为日后借鉴。
时局如雾，谁都不敢担保当前局面会永远维系下去的。
事实上也维系不下去了。
翁同龢或许觉得，眼下不变法不等于将来不变法。
太后一旦放权，国内外事机、事态相继促发的话，帝国变法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到那时，这个叫康有为的年轻人或许可以派上用场。
只愿他届时会成熟一些，不似今日这般冒失毛躁。
翁同龢将“万言书”
悄悄誊录之后，就嘱盛昱退还给康有为，余不多言。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回首人生往事，觉得自己首先还是个仕途中人。
光绪元年（1875年），他任刑部右侍郎。
光绪二年（1876年），任刑部尚书。
光绪八年（1882年），出任军机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
仕途上他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翁同龢每于皇帝召对咨询时事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在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
此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
因此从光绪二十三年的时间坐标去看翁同龢，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仕途人生巅峰期。
但是大时代巨变蜂拥而来，翁同龢的衰落几乎呼之欲出了。
当然，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忆，翁同龢的仕途亮点也还色彩斑斓：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
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如果要盖棺论定，翁同龢或许觉得自己还无愧此生吧。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也还是一个书法家。
生活不只是由政治组成，艺术也还是曾经的状元郎翁同龢的精神寄托。
在时光的浸**中，翁同龢先后从欧、褚、柳、赵书法中习得瘦劲，从颜体中习得浑厚，在北碑中领悟“平淡中见精神”
的意境。
翁同龢博采众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书法家，而是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去与紧张的时代缓解关系。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对时代或者说时局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
教出来的学生皇帝，掌控不了时局，他自己也最终被淘汰出局。
说到底，光绪二十三年的翁同龢，即便能悟透生前身后事，但也只能像漩涡里的落叶，无法左右前进后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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