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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
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
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
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
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
，“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
，“律以定法，例以准情”
。
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
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
，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
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
同“注释”
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
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
（《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9—90页）
清朝的赋税
明初，定“黄册”
“鱼鳞册”
之法。
黄册载各户人口及当差丁数，所有田地之数，据之以定赋役。
鱼鳞册记土田字号、地形、地昧，及其属于何人，以便田地有所稽考，其法颇为精详。
但到后来，两种册子，都失实了。
人户丁口，及其所有田地之数，都不能得实，赋役就不能平均。
历代的田赋，征收是有定额的。
（加赋还是有定限的。
浮收是事实问题）派人民当差，或折收实物、货币，则系量出为入，征收的数目和次数，都没有一定。
所以役的病民，更甚于赋。
役的负担，是兼论人丁和资产的。
人的贫富不均，以丁的多少，定负担的轻重，本非公平之法。
况且调查不易得实，资产除田地外，亦是不易调查的。
于是征收之法，渐变为计算一年需用之数，并作一次征收，谓之“一条鞭”
。
负担之法，名为专论丁粮，实则不查其丁，但就有粮的人，硬派他负担丁税，谓之“丁随粮行”
。
（丁税既不按人丁征收，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的，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税，实在是落得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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