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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生所谓“道”
本来只是“所由适于治之路”
，本来只是人事，而非天道。
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这都是“道之失”
，即是人事之失。
补弊举偏，救溢扶衰，拨乱反正，这是改制，是变法，不是变道。
故他很沉痛的主张变法：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对策》一）
这便是贾生的有为主义。
贾生的有为主义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贵人，终于迁谪而死。
晁错的有为主义终于害他自己朝衣斩于东市。
董仲舒的有为主义也使他下狱，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废弃终身。
他们都是有为论的牺牲者。
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说吗？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五六。
《繁露》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
）
三、汉初儒生提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少年的贾谊要文帝“改正朔，易服色”
，又要用“三表五饵以系单于”
，遂为后人所嘲笑（《汉书》四十八传赞）。
但他的谏书提出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遂开了后来儒生改革事业的起点。
后来的儒生高谈社会问题，主持政治改革，从晁错到王莽，从董仲舒到王安石，都可以说是贾谊开的风气。
我们先略述贾谊当日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来表示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色彩。
他提出的问题之中，他认为最迫切的，——可为痛哭的，——是怎样解决那汉高帝造成的新封建局面。
汉高帝以为秦帝国废除同姓封藩，以致孤立而亡，故汉初分封功臣为诸侯，子弟为诸王，最大者有九国（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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