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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奠定了使汉代儒教成为高度复杂的神学，有时称它为灾异之学。
因为它的实际用途在于解释两类现象。
例如大火、洪水、灾荒、地震和山崩等灾的现象；另一类是异常的现象，如日蚀、彗星出现、星体不正常的活动以及妇人长出胡须等等。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天或地的特别警告的意义呢？用什么方法来解释那些异常现象的含义呢？对这问题，董仲舒用奇妙的逻辑方法来解决：他把汉代儒教的逻辑推理方式说成是历代的模式来回答这问题。
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类，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
这是新儒教方法论的声明，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类推的逻辑学。
它使每一个特殊事件都包括在三步各不相同的推理过程中。
（1）把《春秋》中记载的每一种异常现象用因果关系把某些政治事件与这些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找出它的“意义”
。
（2）其次，如当前出现了异常现象，就设法从《春秋》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现象。
（3）找到后就用来解释它所隐含的意义，依据历史类推的方法使它适合于解释当前的现象。
这里我引用一个几乎使我们的哲学家董仲舒丢了性命的著名实例。
《春秋》记载了发生在鲁国的两场大火（一场在公元前507年，另一场在公元前491年）。
对此董仲舒把它解释为上天由于鲁国国君对臣下的不义举动所发出的警告。
如今，公元前135年，几个月内接连发生两场大火，烧掉了汉王朝祖先的两座陵庙。
董仲舒对此解释为上天对武帝的警告，因为武帝要罢黜两位有权势的、和皇帝有着极其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人物，这一不义的举动使上天发出了警告。
董仲舒并没有亲自将这种解释向皇帝奏告，是他的仇人拿此话去向皇帝献殷勤。
每一个看到注释的人都明白文中语气所暗示的是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太后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朝丞相；另一位是皇帝的大伯父淮南王。
于是，这位哲学家被判处死刑，好容易得到皇帝的特赦，总算免于一死。
（朱晓按：《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
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的这份草稿见《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
）
不过董仲舒以他的擅长的学问和勇敢的预言为新儒教建立了神学基础。
他建立起他的《春秋公羊传》体系。
另一些儒家学者开始以另外的古代经籍作为他们注释的基础，企图超过他。
有一学派用《尚书》中的一章《洪范》为基础，精心计划一种更为复杂的儒教逻辑或者诡辩的体系。
另一学派以《易经》作基础进行注释。
但最不可思议的绝技是翼奉学派，他完成了以《诗经》为基础作注释，建立起详细的占卜和解释灾异现象的体系。
如此各式各样的儒教神学和诡辩的体系，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多。
当然，没有两个学派在解释任何特殊灾异现象时会得出一致的结论。
每当一次地震或日蚀发生，各种各样的关于灾异对人或事的实际意义的解释便会像潮水一样涌向朝廷。
大量的这种解释事例都发生在公元前135年到元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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