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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作文学掌故，递补作二千石的卒史。
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汉书》八八）
郎吏向来只有“任子”
、“算赀”
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
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常璩《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
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
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
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
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
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140），董仲舒对策，便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时候政治大权在两家外戚手里，一家是窦太皇太后的堂侄子窦婴，一家是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
这两个人都好儒术，便有许多儒生也想依附他们，做点事业。
武帝元年，卫绾因病免相，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
他们推荐了两个儒生，一个是赵绾，为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为郎中令。
这两人都是鲁国经学大师申公的弟子，都想借这机会提倡儒家的政制，遂运动那位少年皇帝把申公请来。
武帝便
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轺传从。
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
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
（《汉书》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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