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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究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
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
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
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
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
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
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
的话头。
但平心看去。
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
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
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
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
费密说汉唐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
，这是最公平的话。
宋儒排斥汉唐，然而宋儒实在是毛公、郑玄、王弼、王肃的嫡派儿孙。
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章学诚已能见及此）。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宋学只是一种新汉学，而清代的汉学其实只是一种新宋学！
费氏父子说：
古经之旨未尝不传，学未尝绝也。
（上，三十三）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
不过他们生当宋学的反动时期，不免一笔抹杀宋儒的贡献，不免过崇汉儒。
这也正是费氏父子代表时代精神之处。
他们说的“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
，也和顾炎武说的“经学即理学”
相同，也代表当日的学术界的一种大趋势。
三、费氏的实用主义
费氏著的书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传正纪》，而这书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新道统论，所以我们述他们的主张时也首先注重这一点。
费氏的历史的道统论既说明了，我们现在可以研究他们用历史眼光去观察儒家的学说所得的什么结论。
我们除去细节，只提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实用主义，一是他们尚论古人的态度。
《新繁志》的《费密传》曾述费密常对他的儿子说道：“我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
志传又说他“凡与诸生论经术及古文诗辞，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
他的注重经验事实，他的注重实用，是他的学说的特别色彩。
他们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深深地感觉宋明理学的空虚无用，所以主张一种实用主义。
《新繁志》说费密壮年时（1656）曾在静明寺和一班和尚学静坐。
坐到半月余，心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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