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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坎德勒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声明，反对向软饮料征收10%的特别税。
他说：“我的客户都愿意付税，他们也希望付税，并无意逃税。”
但是经营利润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乐公司不能接受这项税收提议。
“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不被摧毁。”
坎德勒请求政客们网开一面。
他向他们解释说，公司不可能让瓶装商负担这个税，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瓶装商和冷饮柜店主的提价也不会超过惯常的5美分，否则会引发公众的抗议。
简而言之，在坎德勒看来，软饮料业将会被伤害，政府只会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税收。
最终，参议员们还是通过了这项征收10%的税法。
但一点也不奇怪的是，软饮料行业仍然存活了下来。
可口可乐公司让瓶装公司支付了部分税金，瓶装公司又把税赋转嫁到瓶装厂身上，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满。
面临坎德勒家族和瓶装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价不变的强大压力，许多瓶装商认为这是商业自杀，于是纷纷向批发商要高价，最后导致零售价涨到6美分或7美分。
一位瓶装商写道：“今年我必须赚钱，否则我的处境堪虞。
我购置制冰机花了3000美元，买卡车用了6000美元，还有去年的所得税6000美元未付。”
在绝望之中，其他瓶装商为了延续糖浆供应，采用白糖的类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浆、蜂蜜糖和糖精。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可口可乐公司自豪地吹嘘说：“成分没有改变，质量没有降低，浓度没有稀释，可口可乐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不变。”
但是这很显然歪曲了事实。
一战之后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乐公司特别兴旺的一年。
“那些回国的士兵会很饥渴，”
一位瓶装商预言说，“他们会记起当年最合心意的东西是什么。”
可口可乐糖浆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应能力。
在2月12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建议，在北大街购买一块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产工厂，包括一幢办公大楼、厂房、制桶厂和糖加工厂，总共耗资近85万美元。
这个新工厂计划其实是自信心持续膨胀的结果。
两周后的2月24日，上诉法庭引证“不清白的手”
说法，裁定J.C.梅菲尔德胜诉。
这个判决表示，因为可口可乐中曾经含有“致命的药物可卡因”
，所以它根本没有权利可言。
此外，饮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来自茶树叶，而不是可乐果。
因此，法庭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种欺骗、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为。
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国瓶装商公报》上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裁决下，不管仿冒者有多么大胆，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能彻底防御他们。”
他还补充说，这把公司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甚至可能是“毁灭性”
的境地。
可口可乐公司立刻把“Koke”
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对审判结果依然毫无把握，因为三年前正是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决可口可乐公司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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