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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这些，抽样就算有了科学性。
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都写着这套方法，但国外的教科书上没写办事处、居委会、居民花名册，只简单地提到可以利用电话本和教堂的人口记录。
还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会学书都没有提，那就是怎样去找一大笔研究经费，怎样去求得政府机关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会学家自会想出办法来，所以调查还是可以进行。
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路，前往各家各户。
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
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
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一些教育和说服。
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
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
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
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
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
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
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
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
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
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
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
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
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
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扬扬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
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
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
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
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
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
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
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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