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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
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译《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
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
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
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
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
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
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弥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种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
张爱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
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该怎么念。
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
我看到过的一种最古怪的主意，是钱玄同出的，他建议大家写《儒林外史》那样的官话。
幸亏没人听，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迂夫子的。
这样一扯就扯远了。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
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
本文的主旨是怀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
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是不同的——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后者则教给我一些法则。
在这个世界上，前一种东西更难得到。
除此之外，比如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因为这些缘故，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爱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道的一切。
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
为了我知道的这些，我要感谢杜拉斯，感谢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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